院子里的人围成一圈，气氛僵得像冬天冻住的泥地。
贾张氏从人堆里挤出来，几步走到傻柱面前，脸上那副平日里占便宜的得意劲儿不见了，只剩下焦急。
“柱子，你得帮我们家一把。”她的声音有点发干。
“帮什么？”傻柱没看她，眼睛盯着自家门框上的一处裂纹，像是要把那裂纹看出花来。
“借我们十块钱，等我们家东旭发了工资，立马就还你。”贾张氏说这话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秦淮茹。
“不借。”傻柱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干脆利落。
“柱子！”贾张氏的调门一下就高了，“你忍心看着棒梗被送去工读学校？”
“那是他自找的。”傻柱说完，扭头就往自己屋里走，一步也不想多待。
贾张氏伸出的手停在半空，整个人愣住了。
“时间到了。”一直沉默的李警官看了看手表，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人心上，“你们考虑得怎么样？”
“李警官，再给点时间，再给点……”易中海赶紧上前，搓着手说情，“孩子还小，这要是真送去工读学校，档案里记上一笔，那他这辈子可就……”
在这个年代，“工读学校”并非如今“勤工俭学”的概念。
它是专门收容和教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的地方，带有强制性。一旦进入工读学校，就意味着个人档案上会留下一个难以抹去的“污点”。
在当时极为看重出身和个人历史的社会环境中，这个污点会伴随一生，影响参军、招工、提干等所有重要的人生节点。
因此，对普通家庭来说，孩子被送进工读学校，无异于前途尽毁。
“没时间了。”李警官摆摆手，态度很坚决，“法律面前，没有那么多情面可讲。两个选择，赔钱道歉，或者我们带人走。”
“我们赔！”贾东旭突然喊了一声，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他脸色发白，撑着桌子站起来，“十块钱，我拿！”
他转身回了里屋，没一会儿，拿着一个打了好几个补丁的布包出来。他解开布包，从一堆毛票、分币里，仔细地数出十张一块钱的纸币。
这十块钱，几乎是他们家一个月生活费的三分之一。他捏着那叠有些发软的纸币，手都在抖。
“吴硕伟，给你。”贾东旭把钱递过去，头垂得很低。
吴硕伟接过来，没数，直接揣进兜里：“还有道歉。”
“对不起。”贾东旭的牙咬得咯咯响。
“不是你。”吴硕伟的目光越过他，落在床上的棒梗身上，“是他。”
棒梗躺在床上，把头埋在被子里，此刻却偷偷抬起眼，看着吴硕伟，那眼神里没有悔过，全是怨毒。
“棒梗，给吴叔叔道歉。”贾东旭压着嗓子里的火。
“我不！”棒梗把头一扭，又钻回被子里。
“你……”贾东旭气得扬起了手，可看着床上的儿子，那巴掌悬在半空，怎么也落不下去。
“王主任。”吴硕伟不再看贾家的人，转向街道办的王主任，“您也看见了，他们家这态度，根本就没认识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