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是傻，还有点不正常。”我故意逗她，话音刚落，两人就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柜台里的空气瞬间变得轻快，之前那点小小的尴尬，也随着笑声烟消云散。
墙上的挂钟指针慢慢靠近12点，小红突然起身，从柜台后面的柜子里抱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塞到我手里：“给你准备的路上吃的，有午餐肉、饼干，还有你爱吃的牛肉干，都切小块装好了。啤酒我没敢多放，怕你路上喝多了误事。”
我掂了掂包的重量，心里暖暖的，却还是故意皱了皱眉：“啤酒就算了，给我几瓶二锅头呗。”
她立刻摇了摇头，伸手点了点我的额头，语气里带着嗔怪：“真对你没办法！你忘了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你喝醉酒躺倒到草地上的事了？”
被她这么一提醒，我瞬间红了脸，耳根都烧了起来——那天我陪工厂的同事喝酒，喝到神志不清，偏偏在公园的草地上撞见了正在舞剑的小红，最后还是她半扶半拽地把我送到她邻居家。“怎么会不记得，这辈子都没那么丢人过，还偏偏让你看见了。”我挠了挠耳根，小声讨价还价，“不过这种小瓶的没事，我保证一餐只喝两瓶，限量！”
小红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身从柜子里翻出四瓶迷你装的二锅头，塞进我包里：“就四瓶，多一瓶都没有。”
“再拿两瓶呗，火车明天中午才到广州，路上漫长着呢。”我拉着她的胳膊晃了晃，像个讨糖吃的孩子。她最终还是拗不过我，又添了两瓶，嘴里嘟囔着“真怕你把自己喝傻了”，眼底的担忧却藏都藏不住。
离发车还有二十分钟时，小红锁了柜台，说要送我上车。我们从铁路派出所的侧门进去，避开了拥挤的候车大厅，中午的站台还带着雾霾的湿冷，铁轨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延伸向看不见的远方。她帮我提着帆布包，脚步比平时慢了些，嘴里絮絮叨叨地叮嘱着：“到了广州记得给我报平安，那边天气比嘉兴暖，别穿太多捂出病来，晚上睡觉锁好车门……”
我跟着她走到车厢门口，她踮着脚帮我把行李箱放上行李架，又伸手替我理了理皱掉的衣领，那神情，像极了母亲送别远行的儿子，眼底的不舍浓得化不开。我被她这模样逗笑了，拍了拍她的肩膀：“好了好了，别念叨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会照顾好自己的。”
就在这时，发车的铃声突然响起，尖锐的铃声划破了站台的宁静。小红张了张嘴，像是还想说什么——我知道，无非是“注意安全”“记得联系”之类的话。我推了推她的胳膊，语气带着点玩笑：“快下去吧，再不走，车门一关，你就得跟我一起去广州啦。”
她咬了咬唇，最后还是往后退了两步，站在站台边，用力挥起了手。火车缓缓开动，车轮与铁轨摩擦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像一声沉重的叹息，不可逆转地向前。我趴在车窗边，用力回挥着手，视线死死锁住那个瘦小的身影——她站在晨雾里，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挥动的手臂却始终没有放下，直到站台渐渐缩小，被掠过的建筑物一点点吞没，我还是固执地望着那个方向，仿佛要将她的模样，牢牢钉在视网膜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缓缓收回目光，额头抵在冰冷的车窗上，凉意透过玻璃传来，才让我稍稍回过神。脚下的“哐当”声依旧，每一声，都在丈量着我与故乡之间越来越远的距离。窗外的景象渐渐变了，熟悉的低矮平房、贴在街门上的“圣诞快乐”贴纸，慢慢被冬日里灰蒙蒙的田野和光秃秃的树干取代，一切都在向后飞驰，像一卷被飞快倒带的胶片，将我三十七年的生活，急速抽离。
一阵眩晕袭来，胃里沉甸甸的，像是被那几瓶二锅头坠住了。我从外套内兜里摸出那张硬邦邦的车票，指尖抚过“广州”两个字，油墨的触感冰冷而陌生。朋友总说广州是座不夜城，霓虹闪烁，机会遍地，可此刻，那些词汇远得如同另一个星球。车厢里混杂着泡面的香气、陌生人的体味，耳边是咿咿呀呀的粤语广播，这些陌生的气息包裹着我，让我突然觉得无比孤独。
火车突然发出一声悠长的吼叫，我看见了一个短暂的隧道。我知道，这是过了蚂桥镇——那是我去杭州义乌经常路过的地方，天色变得更阴沉了，我拉上窗帘，起身走向卫生间。洗手池上方的镜子蒙着一层水汽，模糊的镜面里，映出一张年轻却写满彷徨的脸，眼底的红血丝藏不住连日的疲惫，嘴角的弧度也带着挥之不去的苦涩。我猛地闭上眼，故乡最后的模样、儿子挥动的小手、小红强忍泪水的笑容，在脑海里格外清晰，像一根细密的针，轻轻扎着心脏。
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人一旦远走，故乡就只剩季节里的一角了。”那时我不懂，此刻却彻骨地明白——从火车开动的那一刻起，我的故乡，就只有冬了，再无春夏秋。
行李箱里的二锅头轻轻碰撞着，发出细碎的声响。我摸出一瓶，攥在手里，冰冷的玻璃瓶贴着掌心，却没能驱散心底的茫然。前方那个叫做“广州”的庞大城市，正张开它冰冷而又充满诱惑的怀抱，等待着一个负债百万、一无所有，却只剩一点孤勇的异乡人。车轮滚滚，载着我一颗沉沉浮浮的心，向着南方那片滚烫的未知，缓缓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