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阿敏、阿萍交往的日子里，我渐渐得知阿敏已经离婚了，一个人租了间小平房。有一次，她邀请我们去她住处吃饭，刚走进那个小院子，一股浓重的霉味就扑面而来。走进她的房间，更是又潮又闷，霉味呛得人鼻子发酸，我伸手摸了摸床单，指尖传来湿冷的触感，显然是长期潮湿导致的。
吃饭时，我实在忍不住开口：“这地方怎么能住人？长期待在这里，不患风湿病才怪，湿气侵体，脸上也容易长痘痘。我在不远处的二楼有两间空房，一间有床，一间是空的，你搬过去住吧。”阿敏愣了愣，眼里闪过一丝动容。吃过饭，我们一起去看了房，她当即决定第二天就搬。她的东西不多，我、张文明、阿萍再加她自己，四个人一趟就搬完了。
自那以后，我们四个人走得更近了，不管是吃饭还是游玩，总是形影不离，在外人看来，倒像两对情侣。可这份热闹，终究还是被打破了——有一天傍晚，我家夫人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消息，径直找了过来。她站在门口，看见我和阿敏、张文明、阿萍坐在一起，脸上没什么表情，也没进门说话，转身就走了。
阿敏连忙推了推我：“快叫住她，一起吃饭呀。”我摇了摇头，语气平静：“不用，她就是过来看看，不会留下来吃饭的。”夫人的突然出现，像一颗小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却也没掀起太大的波澜，我们依旧像往常一样相处。
只是，我心里始终惦记着要做点什么，总不能一直这样浑浑噩噩。有一次和刘旭尉吃饭时，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开口问他能不能借点钱。刘旭尉抬头看了我一眼，直接问：“要多少？”我原本想说一万，又怕他为难，话到嘴边改成了：“六千就够了。”没成想，他起身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沓钱，塞进我手里：“拿着，先给你一万，不够再跟我说。”
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一阵暖流，忍不住多喝了两杯。趁着刘旭尉去后厨交代事情的间隙，我又给陈明峰打了个电话，想借四千元。陈明峰说他在人民戏院的麻将馆，让我直接过去拿。酒足饭饱后，我急匆匆地往麻将馆赶，竟忘了跟刘旭尉说声谢谢。
手里的钱加上借来的一万四，刚好够买两百公斤牦牛绒纱线。我当即决定先试试水，联系好供应商后，直接把纱线拉到了加工厂。十天后，加工厂打来电话，说我送去加工的衣服已经被人订走了，对方会自己负责后道处理。听到这个消息，我既兴奋又无奈——这说明牦牛绒毛衫确实好销，可我之前的厂子已经关了，贷款无望，供应商也对我心存警惕，不肯赊账，没有资金周转，再好的生意也做不起来。
那段日子，大概是我人生中最苦恼的时光。明明心里急着做事，却只能日复一日地喝茶、打牌、跳舞，浑浑噩噩地消磨时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在厉建丰家吃晚饭——厉建丰还没下班，我和张文明就先到了，他老婆小金总是笑着说“你们先坐，我去买菜”，然后直奔菜市场。她知道我和张文明爱吃红烧肉，每次都会买二十块钱的五花肉，要是看见有新鲜的河虾，也会捎上半斤回来，说是我爱吃。
我和张文明在他家，倒像两个被照顾的“老人”，什么活都不用干，只等着开饭。有时候另一个发小张一定还会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一家四口热热闹闹的，厉建丰和小金却从来没有怨言，总是热情地做饭、洗碗，收拾得妥妥帖帖。就这么混沌地过了一年，直到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姐姐得知后，找到我，眼眶红红的，安慰我说：“弟弟，生意垮了没关系，姐养你。”说着，从包里拿出两千元塞给我。一个星期后，钱花光了，我又厚着脸皮去姐姐的店里拿了两千元。可再过一个星期，当我再次上门时，姐姐看着我，语气里带着无奈：“弟，你花钱这么厉害，姐实在养不起你了。”
那天父亲也在店里，他坐在一旁，眉头紧锁，沉声道：“这么大个人，怎么好意思做‘吸血虫’？就算去摆个摊卖水果，也能养活自己。你这样不做事还花钱如流水，以后怎么办？”父亲的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心上。是啊，我已经三十七岁了，不是七岁的孩子，不能一直靠别人救济过活。
那一刻，我像是突然被点醒了，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愧疚与决心。可真要重新振作，却又不知该从何做起——在本地摆小摊、帮人打工，我实在拉不下脸。走出姐姐的店，我沿着街边漫无目的地走着，深秋的阳光依旧有点温暖，可我的心里却一片茫然，不知道前路在何方……
《浪里行之困途》
宿醉初醒暖意融，偶闻绒利意难穷。
囊中羞涩知音助，回首茫然雾霭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