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珠姐，货卖得怎么样？”
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沙哑，带着点疲惫：“别提了，也没怎么动。”顿了顿，她又说，“我听说你最近不太好？”
我苦笑了一下，没瞒她：“是有点难，资金周转不开了。”
“对不起，姐这次帮不了你。”她的声音带着愧疚，“其实我上次来拿货的时候，就已经垮了。我跟潮勇哥离婚了，他在上海找了人，被我撞见了。离婚分的钱，我投了外汇，全输光了，才来你这儿拿点货，想在厦门的商场里试试……我没跟你说，是怕你担心，也怕你不肯给我货。”
我握着听筒，突然说不出话。我怎么会怪她？当年我刚做批发的时候，资金周转不开，是她二话不说借给我两万块，还让潮勇哥特意从厦门送到上海，连借条都没让我打。就算她当时说了实话，我还是会给她货的——她是我落难时帮过我的人啊。
“要是实在不行，你就跑路到厦门来，姐给你找个地方住。”她又说，声音里带着点急切。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睛就酸了：“谢谢姐，可福建话太难懂了，我去了怕是连路都问不明白。”
挂了电话，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全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指着灰蒙蒙的天，像极了我此刻的处境——茫然，又无助。
压力越来越大，我开始吃不好睡不香。夜里常常胃痛，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毛病咳喘也犯了，有时候咳得连气都喘不上来，眼泪都能咳出来。白天坐在办公室里，也会突然咳起来，手里的笔都握不住。
公司附近有家小饭店，老板娘姓俞，人很热心。那天我去吃饭，咳得厉害，她看在眼里，没多说什么，转身去了后院。过了一会儿，她端来一碗黄褐色的汤，冒着热气：“这是枇杷叶熬的，我家园子里种的，洗干净了刮了毛，你试试，能止咳。”
我端过碗，喝了一口，温热的汤滑过喉咙，带着点淡淡的苦味，却奇异地缓解了喉咙的痒意。那天下午，我没再咳得那么厉害。
从那以后，俞老板娘每天都会给我熬枇杷叶汤。有时候我在公司加班，她会端着汤过来，轻轻敲敲办公室的门；有时候半夜我咳得醒过来，门口会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是她端着热汤站在门外，声音很轻：“听你咳得厉害，给你再热了一碗，趁热喝。”
我接过汤碗，指尖能感受到碗壁的温度，暖得能渗进心里。在这满是风浪的日子里，这份陌生人的善意，像一束微光，照亮了我心里的黑暗。
终于熬到了年三十。我想给丽珠姐打个电话拜年，接电话的却是她小姑子。“姐呢？我跟她问个好。”我笑着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才传来小姑子带着哭腔的声音：“姐没了。”
“啥？没了是啥意思？”我心里一紧，突然想起老家的说法——“没了”就是人走了。
“脑子里长了个肿瘤，恶性的，上周走的……”小姑子还在说着什么，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多好的一个人啊，怎么就这么突然没了？我锁上公司的门，把钥匙放进兜里，转身往家走。街上挂着红灯笼，偶尔有鞭炮声传来，年味很浓，可我心里却空荡荡的，像被掏走了什么。弟弟之前来拿了十几万的货，说要去跑展销会，到年底只托人送来了一万块——我没怪他，他也不容易，这年头谁都难。
年夜饭吃得很安静，家人没多问公司的事，可他们眼里的担忧，我看得明白。夜里，我躺在床上，摸着兜里的钥匙，突然明白：过完年，这扇门就再也打不开了。我手里剩下的钱，只有十几万，最多能撑半个月。
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热闹得像在庆祝什么。我闭上眼睛，想起车间里的织机声，想起朱百康的搪瓷杯，想起打给丽珠姐的最后一个电话，想起俞老板娘手里那碗温热的枇杷叶汤。这一年，像一场大浪，把我卷在里面，起起落落，撞得头破血流，最终还是要靠岸了。
只是我不知道，下一个岸，在哪里。
（年末羊毛栈有感）
羊毛堆里风浪急，
赊账催声压客眉。
幸有枇杷温苦盏，
年关寒夜暖尘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