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找了张角落的桌子坐下，服务员立刻端来洋酒，菜单上的价格吓得我眼皮跳了跳——一杯抵我半天利润。刚坐稳，台上的女人唱到兴头，竟踩着高跟鞋下来了，挨桌敬酒。到我们这儿时，小王赶紧把我刚叫的两捧花递过去，那女人笑得眼睛眯成缝，往小王腿上坐了坐，又蹭了蹭老沈的胳膊，才摇着腰朝我走来。
我抬手轻轻拨了她一下，没说话，只抬眼看她。她愣了愣，大概是见我脸上没笑，眼神也冷，就识趣地退开了，转身又去了邻桌。
换了个女人唱歌，穿得更暴露，领口几乎开到腰，唱歌时故意往台下抛媚眼。小王又蠢蠢欲动，手都伸到口袋里了，我悄悄踢了他一下，把我坐的椅子往旁边挪了挪，低下头假装醉了，单手托着下巴，余光却看见老沈也没动——一捧花够他两月工资，他舍不得。
坐了不到一小时，我实在熬不住，心里烦得慌。站起身：“主任，小王，我明天得早起去石狮进货，得先回去睡了。”我从口袋里掏出两三千块，放在桌上，用酒杯压着，“这钱你们拿着，喝酒买花都行，要是……要是叫了小姐，也别告诉我。我先走了，明天见。”
头也不回出了歌舞厅，晚风一吹，才觉得胸口闷得慌。这世道啊，想正经做事，总免不了要应付这些糟心事。
第二天一早，我跟弟弟就去了石狮。车刚进石狮地界，日头就毒得像要烧起来，柏油马路都晒得发软，空气里飘着一股沥青味。先找了家旅馆开了房，我冲了个凉水澡，刚光着膀子躺在床上歇脚，“砰”一声，门被推开了。
进来两个女人，穿得极少——上衣是吊带，下装是短得不能再短的裙，脸上抹着浓妆，粉厚得像要掉渣，香水味呛得我直皱眉。“小哥哥，要服务吗？”一个黄头发的往我床上坐，另一个就去拉我弟弟，声音娇滴滴的：“打炮不？便宜呢。”
我腾地坐起来，瞪着她们：“长不长眼睛？我们这岁数，像找这个的？”
她们上下打量了我们几眼，我弟弟脸都红透了，攥着拳头站在那儿，脖子都直了。黄头发的撇撇嘴：“哦，看错了，你们像是兄弟俩。”又白了我一眼，嘟囔着：“凶什么凶，不玩就不玩呗。”
两人懒洋洋地出去了，我赶紧起身锁了门，反锁时还听见她们在走廊里笑。回头看弟弟，他耳根还红着：“哥，这地方……”
“沿海开放早，乱。”我皱着眉，拿过毛巾擦了擦脖子，“明晚换家旅馆。”
晚上在旅馆楼下吃了碗面，要了两碟小菜，喝了两瓶啤酒。大厅里晃着十几个穿背心短裙的女孩，有的靠在柱子上，有的坐在沙发上，见男人走过就直勾勾地看，眼神像钩子，恨不得把人勾过去。我拉着弟弟快步上楼，心里堵得慌——好好的进货，偏要撞见这些乌糟事。
“明天进完货就走。”我靠在床头说，弟弟点点头，没说话。窗外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得对面楼的墙皮斑驳，我望着那片模糊的影子，忽然想起毛毛——她要是在，肯定会皱着眉说“以后别来这种地方”，又会拿过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泡在盆里揉洗，嘴里哼着流行小调。
罢了，赶紧把货进完，早点回家吧。这浪里来浪里去的日子，还是家里的灯最暖。
从石狮回嘉兴没二天，又得赶趟温州。上次去温州，坐长途汽车晃了二十几个小时，骨头都快颠散了，我当时跟毛毛赌咒“再不去温州”，结果还是得去——那边的百折裙样式新，价格比厦门还低二成。
长途汽车在国道上摇摇晃晃，窗外的树影忽快忽慢地往后退，我靠着窗户打盹，迷迷糊糊到了温州。下车时正是中午，日头晒得人头晕，我们走进车站旁一家面馆，各点了碗大排面。温州的大排面做得着实好——好大一块排骨，炖得酥烂，咬一口脱骨，汤头鲜得很，价格却便宜，比嘉兴少收五毛。
吃完饭后打的去市场，没想到的士也比嘉兴便宜，起价才三块。在市场里转了半天，看中了几款百折裙，料子薄软，花色也时兴，一口气订了几千条。我让摊主尽快备货，自己先坐车回嘉兴——店里还有事要处理。临走时嘱咐弟弟在温州等货，跟摊主小姑娘说晚上就在摊主家凑合一晚，摊主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看着老实。
谁知道弟弟后来回来，红着脸跟我说，晚上他跟那小姑娘睡一起了。
我愣了愣，看着他躲闪的眼神，又好气又好笑。这小子，前阵子还因为赌钱蔫头耷脑，转头就敢跟陌生姑娘睡一张床。
“你啊……”我点了点他的额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年少就是胆大，啥都敢试，啥都不怕。像初春的芽，不管不顾地往外冒，哪怕撞了墙，也只当是风刮的。
只是不知，这胆大里藏着的，是往后的路，还是往后的坎。
（尘途牵累）
尘途碌碌为谁忙，
弟业家情系寸肠。
俗事应酬终自远，
夜灯犹念归槎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