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章（4）
帮阿大转掉他那家半死不活的小铺子时，我兜里着实多了笔松快钱——不算多，但够给毛毛扯两身时新料子，这天中午刚跟毛毛在巷口那家“老面馆”吃完头汤面，她要回家里，我便一个人往建国北路的铺子走。
日头毒得像团火，晒得柏油路面泛着油光，连风都带着热气。我中午喝了一瓶黄酒，此刻浑身躁得慌，额角的汗顺着鬓角往下淌，把衬衫浸得贴在背上，黏糊糊地难受。正扯着衣角往怀里扇风，眼尖瞥见店门口那辆熟悉的二八大杠——除了铃铛不响，车链、脚蹬子哪儿都吱呀乱响，是我爸的车。车后座载着我妈，两人都下了车，我妈正踮脚往我铺子里瞅，脸上带着种少见的、近乎热切的笑，那笑容落在我眼里，心里先咯噔一下：这时候找上门，怕不是没事。
这两年生意总算顺了些，从最早蹬三轮车拉啤酒，到如今在建国北路盘下两间铺面做生意，手里才算有了些活钱。可想起头一年创业时的难，心口还是发紧——那会儿为凑第一批进货的钱，我磨破嘴皮找遍了旧同事，连发小阿明都被我缠得躲着走，家里没一个人借我半分钱，母亲给我的粮票还收我一毛钱一斤，最后还是姐姐偷偷把单位的急救车开出来，凌晨五点就陪我去酒厂拉货，方向盘上还留着她单位的印泥味，蹭得我手心都是红痕。那时候我爸妈怎么说的？“开家小店，哪有端铁饭碗安稳？”如今见我手里有了钱，倒主动找上门了。
“木子，忙呢？”我妈先迎上来，粗糙的手攥住我胳膊，往我店里瞟了眼，又压低声音，“跟你说个事，建国南路上有家五金店要转让，双开间，是街道办的集体企业，能出包。”
我擦了把汗，心里已猜着七八分。“街道办的店？出包得养职工吧？”
“就四个老员工加个经理老孙，不多！”我爸把车支好，车撑子“哐当”一声磕在地上，他声调都高了些，“我跟你妈去看过了，八万多库存，老孙说……意思意思，给五千茶水费就行。”
五千茶水费，加上盘店、职工工资，医药费，装修，货款，没十几万下不来。
我往建国南路那头望了眼——那地方挨着中山东路，街口的店向来难做。谁买东西不货比三家？何况那店才双开间，隔壁就是十开间的大服装商店，论规模论信誉都差着截，稍不留神就得亏。
“爸，这店位置一般，怕不赚钱。”我刚开口，就被我妈打断了：“咋不赚钱？你弟弟那事……”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眼角往旁边瞟了瞟，“他前阵子赌钱输了些，这店让他开，你帮衬着，也算给他个翻身的机会。”
果然是为了弟弟。我心里那点抵触像藤蔓似的往上爬，缠得发闷，却没说出口。我妈又赶紧补：“你别担心，我跟你爸盯着！你跟你弟合开，我们老两口管着，绝不让他再瞎搞。”
我捏了捏手里的毛巾，湿乎乎的全是汗。十几万不是小数，我转头看了眼里屋毛毛不在，她刚才回家了，我说：这事我得跟毛毛通个气，看看她什么态度。
晚上关了店，把门拉下来锁好后，我回家就跟毛毛提这事。
她正收拾着算盘，闻言没立刻接话，先给我倒了杯凉白开，杯壁上凝着水珠：“钱够不够周转？你得先顾着咱们三家店的进货，别因为这事卡了壳。”
“钱倒有富余。”我叹口气，靠在八仙桌上，“真要是周转不开，大不了把我们的俩小店转出去。就是没把握——那店生意撑死是我这的四分之一，房租水电人工一样不少，万一……”
“万一亏了，就当没赚过这笔。”毛毛把账本合上，指尖轻轻敲着桌沿，眼里映着台灯光，“可你要是不帮，爸妈那边难交代，弟弟往后怕是更难回头。一家人，总不能真看着他栽进去。”
她这话像根软针，轻轻扎了下，心里那点抵触竟散了。我握住她的手，她掌心温温的，带着刚算完账的薄汗：“就是怕你心里不痛快。”
“我不痛快啥？”她笑了，眼尾弯出细纹，伸手替我理了理衣领，“你做啥我都信你。你弟弟就是我弟弟，只是别自己扛着——真亏了，咱们再赚就是。”
第二天我就去找了老孙。他是个矮瘦的中年男人，背有点驼，手里总捏着个搪瓷缸，缸沿上的茶渍圈叠着茶渍圈，黑黢黢的。聊起盘店的事，他搓着手笑：“木子老板爽快！不过这事先别急，得跟街道办主任打个招呼。”他顿了顿，往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主任家我带你去，你懂的，我出面反倒不妥，显得我从中拿了好处。”
我懂。那天傍晚，我空着手跟着老孙拐进一条老巷，墙缝里长着杂草，踩在青石板上“哒哒”响。主任家在一楼，楼道里堆着煤球和，灯昏黄得很，照得墙皮斑驳。没提茶水费，也没说盘店的事，就坐着聊了会儿天——我说我在建国北路做生意的，知道街道这店亏了些日子，想承包下来试试，也算给街道企业帮点忙。临走时，我趁主任转身倒茶，把一个信封塞在门后的煤球筐里，信封里是一叠茶水费——比老孙说的“意思意思”多了些，但这年头，想办事就得亮诚意。这事我没告诉爸妈，他们嘴碎，怕转头就跟邻居念叨“我家木子给主任塞钱了”，反倒惹麻烦。
合约签得倒顺。店里四个老员工，我按老法子，给足了补偿金让他们自寻出路，有两个愿意留下的，我另开了比原来高些的工资，没费啥劲。装修队进场时，我妈天天来盯着，一会儿说货架要摆得方方正正“聚财”，一会儿说收银台得刷成白色“看着清洁”，我笑着应着，由她去折腾——她高兴就好。
转眼要进货，我打算带弟弟去厦门——那边时新的服装多，价格也公道。刚收拾好行李，街道办主任老沈就打电话来，笑着说：“木子啊，巧了，我正好要去厦门开会，要不一块走？”
我握着听筒愣了愣。街道办开会，怎么会去厦门？但嘴上只说：“那太好了主任，我订车票。”
到了厦门已是下午，海风带着咸湿味，比嘉兴还热些。我在湖滨环岛路找了家宾馆，开了两个标准间。老沈和他带的干事小王一进房间就喊热，脱了外套只剩件白衬衫，我让他们先洗澡躺一会，我也冲洗了一下靠在床上看了会电视，便请他们去楼下馆子吃饭，点了清蒸海鱼、爆炒花蛤，海螃蟹还有些杂七杂八的小海鲜又叫了本地啤酒。酒过三巡，小王搓着手笑：“木子老板，刚才电梯里有广告，说顶楼有歌舞厅，那些美女穿着……挺有意思，要不吃过饭上去见识见识？”
老沈没说话，只端着酒杯抿了口，眼神却往我这儿瞟。我心里门儿清，这是要我作陪。“行啊，去看看。”我放下筷子，先把话挑明，“不过有件事得说在前头——要是里头有小姐，你们自己玩，我不掺合，费用也各算各的，我可不负责拉皮条。”
“嗨，就看看表演！”老沈摆着手笑，“我们哪敢瞎来。”
那歌舞厅在宾馆顶楼，门口挂着闪闪烁烁的彩灯，红的绿的晃得人眼晕，老远就听见震耳的音乐，混着男女的笑闹声。一进去，烟味、酒味混着劣质香水味扑面而来，呛得我咳了声。暗沉沉的灯光下，台上一个穿吊带裙的女人正扭着腰唱歌，裙摆短得快盖不住大腿，高跟鞋踩在台上“噔噔”响。台下二三十张桌子旁，总有人往台上递纸条，纸条里还夹着票子，还有人举着花——一捧红玫瑰，用玻璃纸包着，看着就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