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5）
新店的筹备像上了发条的钟，齿轮转得急促又扎实。我揣着泛黄的进货单和裹在油纸里的差旅费，把杭州的丝绸巷、温州的批发市场、广州的十三行、厦门的轮渡码头、常熟的服装城、义乌的小商品街，串成了一串沾着尘土的奔波脚印——火车硬座的铁皮椅还硌着腰，汽车颠簸的尘土刚扑满裤脚，轮渡的咸风没散，又得攥着票根赶下一班车。帆布包里的记事本写得密密麻麻，字缝里全是面料成分、批发价格，连老板们的口头禅都记了：温州老板爱说“侬放心，这料比上海货还挺”，厦门摊主总笑“卖不掉你找我，我给你调”。
在温州批发市场泡了三天，跟几个操着瓯语的老板混熟了。某天蹲在堆满绸缎的摊子前，和戴蓝布帽的老周抽着烟，他忽然拍我胳膊：“木子你要女装？杭州庆春路藏着条温州街，都是我们这边小作坊开的分号，面料比这儿新半季，价还低两成。”说着就摸出我记事本，用铅笔在背面画地图——老樟树画得像棵歪脖子豆芽，巷口的杂货店倒标得清楚，“好找得很，到了问‘温州小吴’，都知道。”我赶紧把纸叠成小方块，塞进内衣口袋，指尖都带着雀跃——这种“少人知”的进货地，从来都是赚头，比在大市场里挤破头强。
从温州把第一批货装车托运后，我扛着帆布包挤上往厦门的卧铺大巴。那年头卧铺大巴刚时兴，铺位窄得像抽屉，人躺进去得蜷着腿，可比起硬座的“铁板腰”，已是奢侈。车开起来摇摇晃晃，像老家村口的摇篮，我裹着外套眯眼打盹，连发动机的轰鸣声都觉得顺耳。直到中途堵在山腰，前后的车排成长龙，我跟司机喊了声“师傅，开门方便下”，跳下车才猛地吸了口冷气——不是风凉，是眼前的路。
公路坑坑洼洼得像被牛啃过，黄土混着碎石子，车轮碾过就扬出半人高的灰。我往堵车的前头走了几步，忽然瞥见崖下——一辆卡车四轮朝天扣在山沟里，车厢板碎成了木片，离公路足有几十米高，隐约能看见散落的货物。那一瞬间腿肚子都软了，指甲掐进帆布包带里，指节泛白，刚才还觉得舒服的“摇篮晃”，这会儿想起来全是后怕：那哪是晃，是车轮在悬崖边擦着走！再回头看我们的大巴，旁边就是没遮没挡的崖边，别说护栏，连块“小心坠崖”的警示牌都没有，急转弯的地方光秃秃的，连面反光镜都吝于装。
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天，风刮过耳边，带着山沟里的土腥味，竟有点不敢再上车。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总不能蹲在这荒山里。咬咬牙爬回铺位，却再没了困意——闭眼就是那辆翻下去的卡车，睁眼看见窗外掠过的崖壁，心一直悬在嗓子眼。
车慢慢往前挪，时速怕是超不过十码，像只怕踩空的老蜗牛。我索性爬起来，走到驾驶座旁，从口袋里摸出包红塔山，递了一支给司机：“师傅，抽根烟解解乏。”
司机是个黑瘦的中年男人，颧骨上刻着风霜，接过烟夹在耳后，方向盘转得稳当：“小伙子睡不着？”
“看前头那卡车……”我声音有点发紧，往崖边的方向瞥了眼，“这条路也太险了。”
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堆成褶：“常有的事。我们跑长途的，都把脑袋别在裤腰上。”
“那可不行。”我急了，往车厢后瞥了眼，乘客们大多还在昏昏沉沉打盹，“车上几十号人呢，您可得当心。”
他腾出一只手点了烟，烟圈飘在蒙着灰的风挡玻璃上：“这段算好的。刚出温州那段‘十八盘’，比这险三倍，你那会儿准是睡着了。”
我想起方才的“摇篮晃”，后背更凉了：“要是看见了，我哪敢闭眼睛。”
“放心，我跑这线五年了。”他拍了拍方向盘，金属外壳发出闷响，“技术硬得很。”
我没回铺位，就蹲在副驾旁的踏板上。怕他犯困，有一搭没一搭跟他说话——问他跑一趟能赚多少，他说“除去油钱过路费，剩不了百八十”；问他家里孩子多大，他笑“丫头读初中，就盼着我每次回去带糖”；问他这路哪段最得留神，他指了指前方的弯道“过了那道弯，后面就平了”。聊到烟快抽完了，我摸遍口袋也没剩下的，索性朝车厢里喊：“各位大哥，谁身上带烟了？借两支——陪师傅聊聊天，醒着神开车！”
后排立刻有人应：“我有！”一个穿夹克的男人探过身，扔来一包烟，“拿去！可得盯紧点师傅，我还想活着到厦门见我媳妇呢！”
车厢里哄笑起来，刚才昏沉的气氛散了，有人凑过来搭话：“小伙子是做买卖的？跑这么远进货？”“师傅，到厦门得几点啊？我还得赶早市呢！”司机也笑，握着方向盘的手更稳了。后来又有人递烟过来，有捏得皱巴巴的烟卷，有拆了封的“牡丹”，烟盒在我和司机手里传着，烟雾绕着驾驶座，把陌生人之间的距离都熏暖了。
中途停车吃饭，我拉着司机往路边小饭馆走：“师傅，我请您吃碗面。”他没推辞，跟着我坐下，点了碗牛肉面，多加了勺辣油。我要了瓶啤酒，他也跟着要了一瓶。我盯着他举杯的手：“喝这个，开车不犯困？”
他抿了口，咂咂嘴：“一瓶没事，两瓶就悬了。跑长途的，这点分寸还是有的。”我没再说话，低头喝着酒，那啤酒味涩得很，咽下去时竟像含了口苦水——想起崖下的卡车，总觉得这酒喝得沉甸甸的，像要把一路的惊险都压进肚子里。
就这么熬了十个小时，车终于驶进厦门市区时，天刚蒙蒙亮。街灯还没灭，橘黄色的光洒在柏油路上，我跟司机道别，站在路边朝他挥手：“师傅，回去路上当心。”他探出头笑：“啥时候回温州？还坐我车啊！”我挥着手没说话——这一路太险，怕是没勇气再坐了。车开远了，我还站在原地，看着车尾的红灯融进晨雾里，心里默默念了句“平安”。
这次没去丽珠姐家。上次跟她去上海时，知道她老公在那边做生意了，我若上门，她准要拉着我住下，说“空房间多的是”，可孤男寡女（虽说是姐弟，终究是男女同屋），总怕不方便。便在轮渡旁找了家宾馆——竟是艘退役航空母舰改的，铁壳子船身刷着白漆，走廊里还能闻到淡淡的铁锈味。开了间单人套间，才118块，推窗就是海，咸腥的风扑进来，带着鼓浪屿轮渡的鸣笛声，把一路的紧张都吹松了些。
后来去石狮进货，在一个挂满童装的摊子前停住了脚。一条米白色的蕾丝连衣裙挂在最显眼处，上面绣着小雏菊，领口镶着细珍珠，指尖碰上去软乎乎的，像朵云。我忽然想起毛毛三姐家的小丫头——那孩子是个小调皮，总爱扒在我肩膀上“骑马”，小手揪着我头发，喊“驾！驾！”我总带着她去第一副食品商场买巧克力，她吃得满嘴都是，连鼻尖都沾着黑，我笑她“快成巧克力娃娃了”。如今她该长个子了，皮肤还是黑黑的，我总打趣她“都是巧克力吃多了，把黄皮肤染黑了”。
盯着那蕾丝裙看了半天，还是掏出钱：“老板，这件我要了。”老板愣了下：“小伙子，这是童装，拿货要十件起。”“我知道，”我笑，“就买一件，给孩子带的礼物。”太贵了，进价要一百多，拿回去也没法卖，可一想起小丫头缺颗门牙的笑，心里就软乎乎的——权当是替毛毛疼她。老板用牛皮纸包好，塞进塑料袋里，我揣在帆布包最里面，摸上去硬硬的，心里却暖得很。
货都齐了，托货运回店里，我又赶去上海拿之前订的货，再从上海转车去常熟。在常熟的服装市场转了两天，脚都磨出了泡，终于在一家铺子的角落里，看见几款马海毛大衣——浅驼色的、墨绿色的，长毛绒软得像小羊羔，版型是利落的收腰，摸上去就知道是好东西。老板说240块一件，那年头这价算顶贵的了，我却盯着大衣看了半晌，跟老板说：“拿十件。”
老板眼睛亮了：“小伙子有眼光！上海人拿回去卖1800呢，你这价拿，稳赚！”
我笑了笑：“我们那小城比不得上海，我卖680就行。”680也够贵了，但这料子和款式，城里爱时髦的姑娘该会喜欢——毛毛穿浅驼色的，定是好看的，心里这么想着，就更笃定了。
从常熟出来，又折回杭州——这次是专程去找温州街的。按着老周画的地图，在老城区绕了两圈，终于在庆春路尽头看见那棵老樟树，枝桠长得茂盛，树下有条窄巷，往里走几步，真藏着一排小铺子，门脸不大，挂着的衣服却都新鲜：收腰的泡泡袖衬衫、带褶的A字裙、绣着碎花的针织开衫，都是城里姑娘正稀罕的款式。
我挑了家挂着“温州小吴”牌子的铺子进去，老板娘是个年轻媳妇，正踩着缝纫机锁边，线轴转得飞快。我指着架子上的衬衫说：“大姐，我拿货。但我有个条件——不好卖的，得给我换货。”
她头也没抬，手里的针线没停：“我们这条街没这规矩，货出去了就不退不换。”
“前头那家‘温州阿强’，跟你家款式差不多，”我故意往巷口的方向瞥了眼，说得笃定，“他说能换货，就是比你家贵两块。我想着你家款式更洋气，才先来的。”
她终于停了缝纫机，抬起头瞥我一眼，眼珠转了转：“他真肯换？”见我点头，她松了口，“行吧！又不是我开的头。你要多少？”
“每款二十件。”
她眉头立刻皱了：“太多了！你换回来我往哪放？压仓呢！”
我也知道二十件不少，便退了步：“那减半，每款十件。”
她还是犹豫，我笑着逗她：“大姐，你看我这帆布包，装的都是从温州、厦门拿的货，像开小档口的吗？这十件拿回去，卖得好，我下次来就得要五十件了，保准让你赚得多。”
她被我逗笑了，拍了拍缝纫机：“行！十件就十件，你可别骗我，得帮我多卖。”
从她铺子里出来时，我手里多了张进货单，后面还跟着好几家铺子的老板——方才我拿货时动静不小，邻铺的都探着头看，见我出来，纷纷喊：“小伙子，来我家看看！我也给你换货！”我挑了两家款式不同的进去，也都谈妥了“补货不换，滞销可换”的规矩，又点了不少货，帆布包都快装不下了。
扛着最后一包货回到店里时，已是傍晚。夕阳斜斜照进来，把空荡荡的店面照得亮堂堂的。我站在门口往里看，忽然发现这门脸竟比我想的宽——左右各空着好几米，反而显得冷清，要是店里没顾客，营业员朝外看的眼神都没处放，胆小的顾客怕是不敢进，还浪费了这么好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