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嘉兴的。”
“那也近，”她递我杯茶，瓷杯温温的，“我一眼看你就像是上海过来的。我妈是上海人，嫁到厦门的，我听得懂你们那边的话。”她老公在隔壁喝茶，她喊了声“老许，看店”，就拉我：“来，这边坐，喝茶。”她把我拉到档口对面自家的茶座上——厦门人开店都喜欢在店门口放张小桌子、几张小凳子，招呼客人喝茶聊天。
“你刚到，开了旅馆了？”我说是的。“那退了吧，住我家，我家沙发能睡。”她随口说。
我拿不定主意，跟她又不认识，万一遇到坏人咋办？她看我有顾虑，就说：“小兄弟别担心，我们都是实在的生意人，你看我档口的东西值几十万吧，不会害你的。”我看了下她档口的摆设，确实价值不菲，可还是没点头——第一次出远门，还是小心点好。她也没再坚持，就跟我聊开了。
她自我介绍道：“我叫王丽珠，今年28岁，店里的是我老公叫许志勇。”又问我：“怎么称呼你呢？”我回：“木子。”她笑：“你来过厦门吗？”
“第一次来。”
“那你多住几天，我陪你到鼓浪屿玩一下，还有厦门大学也挺美的，南普陀寺也挺灵验，还有胡里山炮台。”
我想了想也行，第一次来，多熟悉下也好。她说：“先去我家转转吧，不远，就在市场后面一二百米。”我想都没想，说好。
她家在市场后身二百米的地方，走进一条小巷子，是个三合院。小天井里种着棵石榴树，红果子挂在枝头，沉甸甸的，风一吹就晃。客厅的长沙发确实宽，她进房间拿了床褥出来放在沙发上：“怎么样，将就住，比旅馆省八十块呢。”我动心了，的确比旅馆的硬板床好。“行，我就睡这吧，不打扰你们吗？”
“不会，家里多个人热闹些，以后来厦门，这就是你的家了。”
她又拉我：“走，我陪你去退房。”问清是哪家旅馆，她说：“我认识这家老板。”到那退了房，把我的行李拿去了档口。“我们先去买菜吧，喜欢吃海鲜吗？”她问。
海鲜在嘉兴不常见，我就说：“随便。”她在市场挑了四样海鲜，我都没见过。她说：“我们三个人四个菜，应该够了。对了，再买点青菜。”
那几天她带我去厂里挑货，走了泉州、石狮很多地方，累得我腿都酸痛了。坐汽车又不太敢睡觉——厦门那边的小巴士都是丰田小巴，一台小面包车能挤十几个人，司机光着脚开车，在乡镇小路上时速竟开到100多码，吓人得很。
有几个厂不是做整装表的，都是小零件厂。她在谈价格，我一句也没听懂，就像听鸟在唱歌。她在一家工厂拆了手表给我看：“你看这机芯，铜丝的，传导性好。”又拆一只铁皮的：“这个摔一下不容易坏。”又教我怎么看走私货和正经货的区别——“走私的表壳薄，但走时准，年轻人爱买。”
我问：“你带我来，不怕我也自己组装，不跟你进货了？”
她拍了拍我肩膀，笑：“你以为菜市场买海鲜啊，买一斤买五斤的？那是要大批量的，就算你有钱，拿回去也销不出。我带你来，是因为你气质好，这次来露个面，我把你说成是上海的大客户，目的是让工厂对我重视一点——第一印象很重要。”
哦，我才明白，原来我还能起到这作用。
三天后我们回到厦门，她带我乘轮渡去了鼓浪屿。踏离渡轮时，回头望那片嵌在蓝海里的红瓦，忽然懂了为什么人说这里是“被时光泡软的岛”。
没走几步就撞见爬满三角梅的老别墅，砖缝里都渗着旧故事——或许是百年前华侨留下的雕花窗棂，或许是转角咖啡馆飘出的钢琴声，混着海风里的栀子香，把脚步都染得慢了。日光岩上望下去，红屋顶像撒了把碎玛瑙，环岛路的浪拍着礁石，却拍不散巷弄里的慵懒：阿婆坐在竹椅上剥花生，猫蜷在斑驳的墙根打盹，连卖椰子冻的小摊都摆得随性，玻璃罐里的糖水晃着碎光。
原是抱着看风景的心思来，走时却记了满袖烟火气。这岛妙就妙在不刻意——不用赶景点，不用数打卡地，只消跟着石板路拐几个弯，听一段穿巷的琴声，尝一口现烤的海蛎煎，就懂了什么是“偷得浮生半日闲”。
离岛时她买了袋鼓浪屿的花茶，后来闻着那缕淡香，竟还能想起她家巷口那只蹭过我裤脚的橘猫，和它眼里映着的、慢得能数清流云的午后。
第二天她带我去了厦门大学。踏进校园时，夏风正卷着凤凰木的碎红掠过林荫道，恍惚间竟忘了是来参观，倒像误入了一场关于青春的旧梦。建南大会堂的飞檐翘角藏在浓绿里，红砖被岁月晒得温润，台阶上偶尔有抱着书本的学生经过，脚步声轻得像怕惊扰了廊下的光影。芙蓉隧道里满是斑斓的涂鸦，有的是社团的俏皮宣言，有的是毕业生的温柔留言。指尖拂过墙面上“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的字迹时，风从隧道另一头涌来，带着少年人特有的、蓬勃又干净的气息。
最难忘是芙蓉湖边的午后。垂柳垂进水里，把波光晃成碎银，几只白鹅慢悠悠地划水，岸边有学生铺着野餐垫读诗，也有白发教授牵着狗散步。阳光透过棕榈叶筛下来，落在石凳上、书页上，连空气里都飘着青草与书香混在一起的味道——那是属于校园的、既纯粹又鲜活的气息。
离园时回头望，看见钟楼的影子斜斜映在草坪上，忽然懂了为什么人说厦大是“最美校园”。它的美从不在刻意雕琢的景致，而在那些流动的瞬间：是课堂间隙匆匆的脚步，是湖边无意听见的轻笑，是风里飘来的粉笔灰味与花香——这些细碎的、带着温度的片段，拼出了所有人关于“最好时光”的想象。
下午我们又去了南普陀寺。踏进山门时，香火的暖香混着檐角铜铃的轻响漫过来，青石板被往来的脚步磨得温润，抬头便见红墙黄瓦在浓绿的菩提树荫里若隐若现。殿宇前的香炉里烟气袅袅，有人双手合十垂眸默念，有人踮脚将许愿牌挂向高处，连风过树梢的声息都慢了些，像怕扰了这份静心。
绕到偏殿后的回廊时，忽见墙根下坐着个老叫花子，灰旧的棉袄沾着污渍，面前摆着只豁口的搪瓷饭盆，正垂着头拨弄盆里几片干硬的面包。同行的王丽珠脚步顿了顿，没说话，只是从随身的皮夹子里抽出一叠港币——那叠钞票叠得齐整，边缘还带着新钞的挺括——抬手轻轻丢进了饭盆里。“哐当”一声轻响，老叫花子猛地抬头，眼里先是茫然，随即涌起点点光亮，讷讷地想道谢，王丽珠却已转身往回廊那头走了，素色的裙摆扫过石阶上的青苔，像没留下什么痕迹，只留那叠港币在阳光下泛着浅淡的光泽，和饭盆的旧痕映在一起，竟生出些温柔的对比。
再往前去，见寺里的僧人正抬着木桶给殿前的荷花浇水，粉白的花瓣上沾着水珠，映着殿顶的鎏金瓦，亮得晃眼。忽想起方才那一幕，才觉这寺的静，从来不是只在香火与经声里——有人在佛前求平安，有人在转角递温暖，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善意，原也是这方天地里，最柔软的风景。
在厦门待了一星期，我该回家了。把手表藏在旧西装里面，打好包去车站托运随身行李。当晚结账时，我把钱全掏干净了还缺一千多元，不好意思地说：“拿掉300只手表吧，我带的钱不够。”那时候没微信也没支付宝，全靠现金交易。她老公老许说：“没关系，下次来再给吧。”
临走时她塞给我袋面包、可乐，还有午餐肉：“带着路上吃。”我想把这点心钱塞她手里，她瞪我：“看不起人？”又把钱塞回来，“下次进货还来我这，给你留好货。”
回嘉兴时，火车座位底下还是硌得慌，可怀里揣着一箱子电子表，随身行李里也有几千只，心里挺踏实。到站时已是中午十一点，先回去洗个澡、吃了中饭，再过来拿行李。
可下午正准备去拿行李，毛毛大姐夫的表弟带信来：我的包裹被查封了，提货时要当面清查。因为从厦门过来的包都要检查是否有走私物品，这下麻烦了——被当成走私物品就得充公了。
想了一下午，最后决定冒险去偷自己的东西。大姐夫表弟的女朋友刚好在托运部工作，晚上她值班。我和毛毛就去跟她接头，想办法怎么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她想了想说：“办法是有的，但要掌握好时间。半夜他们吃宵夜时仓库没人，但只有五分钟左右，一秒钟都不能耽误，否则问题更严重。”她告诉了我包裹放置的位置，让我在仓库外等，看她手势示意，又说：“不能全部拿完，一旦发现没东西了，他们会重新称重，那样就露馅了。”
好，我仔细回忆着哪些是走私手表，哪些是组装手表——走私表一定要拿走，会充公；组装表不怕，最多加百分之三点三营业税，反正要交税，先交晚交都一样。
半夜潜入仓库，等职工去打宵夜。他们人一走，我马上行动。因为白天已经记熟了位置，两分钟就搞定了。
第二天大大方方去提货，车站通知了工商局，来人竟是我办营业执照时见过的小姚——他是余副局长的手下，我见过几次面，倒也不心慌。打开包裹，里面只剩几百只组装手表。小姚对车站的人说：“没有走私货。”又问我：“手表有没发票？”我说：“本来是开了票的，但火车上手提包被偷了，现在拿不出。”工商局的人把手表拿了过去，说：“你先把其他东西拿回去，等下来工商局接受处理。”
我说好的，心里暗笑——旧西装他们竟不管。
把东西拿回去后，我带了钱去工商局，刚好遇上余副局长。她问：“木子，有事？”我说是有点事，就把手表被拿到工商局的事说了。
“哦，原来是你的啊。”她有点为难地说，“进了工商局得交点管理费。”她对我深深看了一眼，声音加大了些：“等一下填个表，你把价格写一下。要实事求是的写，不能写低了。”
他这一说我懂了，把价格全写了半价。小姚在旁边也没吭声，按我写的价格计算了金额，开了收据，我交了钱就完事了。
摆摊的日子就这么过着，风里来雨里去。可每天收摊时，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票子，看着毛毛数钱的样子——她总爱沾点唾沫，手指飞快地捻着票子，眼睛亮晶晶的——倒比开杂货店时更有盼头。
只是偶尔路过火车站，会想起泮小苏站在梧桐树下的样子。她的辫子在风里甩，问：“你说过要去吃我妈做的酱鸭，还算数不？”
我摸了摸口袋，那只装过小苏给我的地址的铁盒子已不在了，只有几张新钱硌着掌心。摇摇头，赶紧往家走——毛毛该等急了，今晚她妈煮了葱烤鲫鱼，是我最爱吃的。晚风掠过巷口的老槐树，叶声沙沙，像谁在轻轻叹气，可我不敢回头，只加快了脚步
（记木子行迹）
舟车南北逐尘沙，
海畔人情味自嘉。
半载风霜收眼底，
眉梢犹带市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