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五节
晨光把车站的黄土泥地照得发亮，我骑着三轮车往烟糖公司去，车斗里的空酒坛随着颠簸晃出轻响，像串不成调的铃铛。刚过出站口的人群，身后忽然飘来个脆生生的声音，带着点熟稔的甜：“木子，那么巧。”
我猛一偏头，车把顿时晃了晃——是泮小苏。
她站在老梧桐树下，蓝布褂子的领口别着颗白瓷扣，衬得脖颈愈发纤白，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发梢用红绳系着，随着她仰头的动作轻轻晃。手里拎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帆布边缘都磨出了毛边，可她笑起来时，眼角的梨涡盛着晨光，像落了两撮碎金，竟和火车上初见时一模一样。
“你去哪？”她几步凑过来，布包带子在手腕上荡出弧度，“我刚在车上打听你工厂，前头穿蓝布衫的阿姨说，石机厂就在前头五百米。”
我摸着后脑勺发懵，指尖凉得像沾了晨露。这哪是巧，分明是寻上门来的。刚想找个由头躲开，她又眼睛一亮，睫毛上的光都颤：“我猜着找到工厂就能见着你，果然。”
“我、我去进货。”我往后车斗指了指，不自觉退了半步，车斗的酒坛又“哐当”响了响，像在拆穿我的慌乱。
“太好了！”她却更高兴了，伸手就想扶车把，“我跟你一起去，也学学怎么进货，以后说不定用得上。”
口袋里那只铁盒子忽然沉得厉害——里头装着给毛毛买发卡的钱，还有几块攒了许久的私房钱。此刻棱角硌得我心口发慌，张了张嘴，那句“不方便”在喉咙里打了个转，竟没说出口。她仰着脸看我，睫毛上落着光，亮得像藏了星星：“我跟我爸来嘉兴办事，想起你说在石机厂，就顺着问过来了。你之前说，要去长安吃我妈做的酱鸭，还算数不？”
“算数，当然算数。”话一出口我就悔了。
她已利落地跳上车斗，坐稳了拍了拍我后腰，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衫传过来：“走呗，不耽误你进货，咱边走边聊。”
后来才知道，她是趁父亲去办事，偷溜出来找我的，说好下午四点半在火车站汇合。我心里暗叫不好，却没法赶她走——杭州火车站上她帮我解过围，那份情总还记着。刚到烟糖公司门口，她又拉我：“先别提货呗，带我逛逛你们嘉兴？”
“这……那我先去开了票”
“你骑车带我多累，”她抢着锁了车，把钥匙塞我手里，指尖擦过我掌心，“咱步行，反正时间早。”
街上人多，卖糖人的担子晃过，糖丝在风里抽成细网，甜香飘了一路。她走得快，忽然攥住我胳膊，指尖温温的：“别把我弄丢了，你们嘉兴真热闹。”
我想挣开，手抬到一半又落了回去。她的辫子扫过我手背，像根软绳，缠得人心里发乱。
我们从勤俭路烟糖公司出来左拐，先逛了建国路。她盯着正春和布店的花布直看，眼睛亮晶晶的：“我妈总说嘉兴的绸缎好，你看这朵牡丹绣得，跟真的似的。”后来又坐三轮车去了南湖，船娘摇着橹过来，她扒着船舷笑，裙摆被风掀起个角：“课本里说南湖有红船，原来水是绿的，像染了艾草汁。”
到湖心岛，她拉我找摄影师：“拍张照吧，回去给我妈看。”我要付钱，她把布包往怀里一抱，像护着宝贝：“我来我来，你是向导，哪能让你破费。”我没再争，心里盘算着待会儿请她吃碗面，也算回了礼。
她对着镜头笑时，辫子梢在风里轻轻跳。我站在她旁边，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只觉得阳光晒得脸发烫，连耳根都烧了起来。
逛小商品市场时，新马路上的摊子摆得挤挤挨挨，钢丝床上堆着牛仔裤、的确良衬衫，叫卖声能掀翻屋顶。她在一个牛仔裤摊前停住，手指轻轻戳了戳裤腿，小声说：“你看人家穿，多精神。”又往后退了退，耳尖红了：“可这大庭广众的，怎么试穿呀？还是算了。”
我看了眼太阳，影子已经拉长了：“快四点了，你不是跟你爸约好四点半？”
她猛地拍了下额头：“哎呀！忘了！”眼睛瞪得溜圆，“火车站远吗？”
“不远，不急。”我拦了辆三轮车，她坐上去还回头催：“快点快点，别让我爸等急了。”
到火车站门口，没见着她父亲。她拉我袖子：“你等下见了我爸再走呗，就说你是我朋友，顺路送我回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哪行？万一她爸问东问西，我怎么说？忙抽回手，故意皱着眉看表：“不行不行，我的货还没提，烟糖公司仓库四点半就下班，耽误了就提不到货了。”
她愣了愣，赶紧推我：“那你快去！我在这儿等我爸。”
其实仓库五点才下班。我却装作火烧眉毛的样子，跨上三轮车就叫快蹬：“那我走了，你小心。”
“你也小心！”她在身后挥着手，辫子在风里甩，“再见——”
“再见。”我头也没回，三轮车夫蹬得飞快，直到火车站的影子远了，才松了口气。到了烟糖公司门口，骑上三轮车往仓库去，却昏头转向骑错了方向，车斗的空酒坛晃得更响了，像在笑我慌不择路。后来才发现，拐条巷子竟抄了近路，到仓库时，拿出票递过去，便开始搬酒。八坛黄酒压得车把沉，我却不敢歇，一路往家蹬。
出来一天了，毛毛肯定急坏了——她总爱瞎想，怕我在路上出岔子。
赶到家时，天已擦黑，巷口的灯昏昏黄黄。毛毛果然站在门口，围裙上还沾着面粉，见我回来，眉头拧成疙瘩：“怎么才回？”
我把车往墙根一靠，故意捶着腰直喘气：“别提了，烟糖公司说没货，逼得我跑新滕酒厂，来回蹬了四五十公里，路全是坑，车胎都差点颠爆。”声音得够哑，才像真累着，不敢看她眼睛——她总说我撒谎时眨眼比平时快。
“傻不傻？没货不会先回来？”她过来扶我，手往我额头上探，掌心温温的，“累坏了吧？快去躺会。”
“先把酒搬下来。”八坛酒卸在墙角，我直起腰，后背确实酸。她又催我歇，我却不敢——一歇，怕她再追问，赶紧扎进厨房：“我炒菜，饿死了。”
吃晚饭时，我扒着饭，没话找话：“今天路过新马路，看摆摊的都挺火，卖牛仔裤的、电子表的，围着人抢。咱要不关了这小店，也去摆摊？”
毛毛眼睛一亮，筷子都停了：“好呀！摆摊离家近，吃饭不用自己做，回我妈家吃去。”
当晚我们把攒的钱全倒在桌上，毛票、块票铺了一桌子，红的绿的，像撒了把碎纸片。数了数，竟有一千多。店里的货要是清掉，也能凑一千多。我俩对视一眼，都动了心——那会儿谁不盼着日子能松快些呢。
从那天起，进货就变了法子。散装酱油灌进空酒瓶，能多赚一毛；散装白酒自己装瓶，多赚两毛；糖盐故意敞着口，潮了就能多称几斤；蜜饯拆了大袋，自己分装成小袋，分量少了，钱却多了。毛毛蹲在地上数钱时，头发垂下来遮住脸，声音闷闷的：“等摆了摊，就不这么干了。”我“嗯”了一声，手里却还在往糖罐里洒水——那会儿哪顾得上体面，小店要关了，往后摆地摊，指不定多难。
入秋时，小店果然关了。我们跟着潮涌似的人流，挤到了新马路的地摊群里。那会儿摆摊的，多是劳改释放的——没单位要，政府安排着摆；也有没工作的家庭主妇，裹着围裙守着个小摊子。
刚开始天天得凌晨去抢位置，为半米地就能吵得脸红脖子粗。后来我姐夫的爸爸托了关系，找到工商局的余副局长——也没送什么礼物，那时候的干部还挺廉洁，余副局长给我们划了个固定摊位，挨着个卖眼镜的大哥，这才算能安稳下来。
摆地摊比开店累十倍。得自己去进货，义乌、厦门、石狮，哪里便宜往哪跑。
第一次去义乌刚好下大雨，半夜起床去火车站，到义乌三点多。开旅馆不划算，二小时也算一天，就走出车站去早点店坐。早点店只有米线，那米线粗得像绳，泡在个掉了漆的铝盆里——看着像脚盆，我心里膈应，还是叫了碗牛肉米线。店主从盆里捞了一把放进锅里，水还没烧开就装碗，放了点牛肉汤就端过来。我吃了一口，米线还是冷的，转头看那装米线的盆，又看洗碗的脏水，顿时恶心想吐。碗也不洗，一块脏布擦一下就给下一个顾客用，实在吃不下去。
外面马路广场全是烂泥路，雨一淋，泥点子溅得所有人满脸都是。公共厕所的味儿飘过来，胃里更是直翻腾，可还是得往里挤——义乌的货便宜，没办法。肚子饿得咕咕叫，正好有个桔子摊，就买了二斤桔子充饥。义乌的桔子倒是挺甜，一口气全吃下肚，吃得肚子冰凉冰凉的。
天放亮了，我高一脚低一脚往市场走。路边机动三轮车喊：“去市场每人五毛。”一听才五毛，就也挤上了车。路不远，最多一公里，下车走进市场，才惊觉真大——看着有上千个摊位，密密麻麻的。我东问问西问问，走了一圈才开始进货。真没想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货便宜得吓人，一个耳环一厘钱，钱竟不是以分计算的，我像到了其他星球。
反正便宜，也就随便拿货，总共才花了二百多元，却进了几千件商品。回家卖一毛或一元，也能赚不少。
到义乌进货其实挺辛苦，一天一晚不能合眼，还没地方坐。在义乌火车站上火车也要凭力气硬挤，甚至翻窗进车厢，年老体弱的根本上不去。车厢里挤得人人像插蜡烛一样，动也动不了，味道臭到无法呼吸。可为了明天摊位上有货卖，只能坚持着。
去厦门更苦。买不到坐票，就买站票，上火车后往座位底下一钻，铺张报纸就躺，硌得腰生疼，可比站着强。中途啃冷方便面，偶尔下车买块酱肉，就着啤酒吃，算是改善伙食。昏昏沉沉二十几个小时，到厦门时，头发上身上全是灰，像只泥猴子。找了家小旅馆洗把脸，对着镜子笑——眼里倒亮，想着多带点电子表回去，再带点旧西装旧大衣，总能卖钱。
在厦门鼓浪屿渡口旁找到了个卖电器的市场，有电子表、电视机、电子计算器。走了一圈，有个女档主用上海话问我：“小兄弟找什么商品呢？”我好奇，人家都是用普通话跟我打招呼，她怎么知道我听得懂？我朝她惊讶地看了一眼，开口说：“还没想好，想进点电子表。”她忽然笑了：“你真是上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