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第二天下午，那个女工真的又来了。还是站在太阳地里，还是笑盈盈的，手里捏着两张汽水票，像是早就知道我会在这儿。“今天能多聊两句不？”她晃了晃手里的票，辫梢的红布条跟着颤，“我跟组长请了十分钟假。”
我看了眼正在低头记账的沈子平，他笔尖顿了顿，没抬头；又瞥了眼靠在门框上抽烟的张师傅，她的烟圈慢悠悠地飘，没看这边。喉咙发紧，却还是点了点头，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
那天我们聊了车间里的趣事——包装机总爱“吃”塑料袋，每次卡壳，男工们就得手忙脚乱地拆机器；聊了厂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她的绿豆冰棍总比别家多放半勺糖；甚至聊到小时候爬树掏鸟窝，她在江北老家爬的是槐树，我在这边爬的是榆树，都说槐花香比榆钱甜。她说话时总带着点北方口音，“四”和“十”分不太清，听着格外有意思，像在听一首生僻的歌谣。她走的时候，张师傅把烟头摁在脚底下碾了碾，冷不丁冒出一句：“看到没有？天天来找你，你以为是好事？我跟你说，她比你大两岁。”
“大两岁怎么了？”我没忍住回了句，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执拗。
“怎么了？”张师傅眉毛竖了起来，铁夹子往桌上一拍，“女大两，不是福是祸！再说她还是江北的，你妈要是知道了，能饶了你？打断你的腿！”
我没再跟她争。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挠着，痒痒的。为什么喜欢跟她聊天？或许是她说话时那种笃定的样子，不像学校里那些女同学，总爱叽叽喳喳说些没营养的闲话，今天说谁的辫子梳得不好，明天笑谁的鞋子沾了泥。或许真像我后来想的，读书时班里的女生大半比我大，早就习惯了跟比自己成熟的人说话，觉得她们眼里的世界更清楚些。又或许，是张师傅总把我当小孩护着，反倒让我更想靠近那些能平等聊天的人，像在闷热的棚子里，忽然吹来一阵敞亮的风。
夏末的雨一场比一场凉，汽水窗口前的队伍渐渐短了。九月初的一天，张师傅把最后一叠汽水票收进抽屉，拍了拍我的肩膀：“跟我去食堂报道吧，汽水季过了，那边缺人手。”
食堂比汽水棚子热闹十倍。蒸汽裹着饭菜的香味在大厅里弥漫，像团化不开的云；瓷砖地上永远沾着油星子，刚擦完就被来往的师傅踩出一串脚印，像幅不断变化的画；打菜的窗口前，师傅们操着各地方言喊着“多来点肉”“要两勺白菜”，声浪能掀翻屋顶。我每天的活计像走马灯：天不亮就起来和面团，手心被碱水蚀得发疼；蒸馒头时要盯着蒸笼的火候，稍不注意就蒸出一笼夹生的；开饭时站在打菜窗口，手里的勺子得端平，不然就有人喊“偏心”；收摊后还要蹲在地上擦油腻的桌子，抹布擦过的地方，能映出模糊的人影。
最累的是背大米。二百斤的米袋往背上一压，膝盖都得打颤，像驮着块千斤重的石头。第一次背的时候，我咬着牙直起腰，居然没觉得多沉，心里还犯嘀咕：这就是大人说的重活？第二趟我逞能，非要一次背两袋。米袋刚搭上肩，我就知道错了——像两座小山压下来，骨头缝里都透着疼，腿肚子转着圈地抖，胸口像是被塞进块烧红的铁，喘口气都觉得嗓子要冒烟。我死死盯着前面的米仓，一步一步挪过去，每走一步，水泥地都像在晃，耳朵里嗡嗡响。放下袋子时，整个人顺着墙滑坐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冷汗把衬衫都浸透了，贴在背上凉飕飕的。
后来有人问我怎么不再试一次，我抹了把汗笑了：“试一次就够了，命比面子金贵。”
打菜窗口最能看出人的性情。我总觉得工人师傅们干了一天重活，得多吃点才有力气，手里的勺子就没个准头，白菜帮子多舀一勺，土豆炖肉里再埋块肥肉，像在偷偷给他们塞点甜头。有次主管就站在我身后，我看着窗口那个老师傅眼巴巴的眼神，像只饿坏了的老黄牛，还是把半勺菜添成了满勺。
下午开会，主管把我拎出来点名：“木子，你这么打菜，食堂早晚得赔本关门！”
我心里不服气，小声嘀咕：“二分钱的菜卖五分，多给点怎么就赔了？”
旁边的老李师傅偷偷捅了我一下，低声说：“傻小子，不算人工水电啊？主管的工资从哪儿来？”
我没听劝。第二天打菜，勺子该多满还是多满。师傅们冲我笑的时候，眼里的暖意比拿到工资还让人舒坦，像在寒天里喝了碗热汤。没过几天，老李师傅叹着气跟我说：“上头有人说你了，再这么着，怕是要卷铺盖了。”
我把手里的抹布往桌上一扔：“走就走，哪儿不能混口饭吃。”
周围的人都笑了，说我年轻气盛，脑子太直。可我觉得，有些事比保住一份临时工的活计更重要，就像小时候娘教我的，待人得实在，不能看人下菜碟。
果然，一周后我被调到了锅炉房，三班倒，干一天休两天。这活儿看着糙，我倒觉得自在。锅炉房里轰隆隆的，煤烟味呛得人直咳嗽，却没人管你说什么做什么，只要把煤添够，保证蒸汽供得上就行。闲下来的时候，我就琢磨着怎么把煤撒得更匀，练了半个月，一铲子煤甩出去，能在炉膛里铺得像筛过似的，厚薄均匀，连烧了十几年锅炉的老王师傅都竖大拇指：“这小子，手上有活儿！”
食堂的人路过锅炉房，总爱进来烤个红薯，边等红薯熟边跟我聊天。老李师傅就常说：“你啊，就是犟得像头驴。领导说啥听着就是，非较那个劲干嘛？”
我把烤裂皮的红薯掰开，热气腾腾的甜香冒出来，像藏了个小太阳：“李师傅，我要是改了这性子，怕就不是我了。”
他摇摇头笑了，没再劝，只是往我手里塞了块他自己腌的萝卜干，咸津津的。
一天，我回家看到父亲坐在藤椅上抽旱烟，烟袋锅子“滋滋”响。他见我进来，磕了磕烟灰说：“过段时间石油机械厂可能要招工，去那儿上班咋样？地点近，出门三分钟就能到，学点手工技术，以后能活命。去学白铁工吧，轻巧点。”
我问：“学徒那有没有薪水呢？我听外婆说，以前她家的学徒是包吃包住，没有薪水的。”父亲弹了弹烟灰，说：“现在不一样了，学徒有学徒薪水的，‘月薪16元，米贴2元’，够你自己嚼用了。”
心里那点刚对锅炉房生出来的归属感，一下子凉了半截。18块钱，够干什么的？买双新球鞋得8块，给娘扯块做褂子的布要5块，剩下的钱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起。
我跟爸说不想去，我还是做我的开票工吧，至少能养活自己。他坐在藤椅上看报纸，闻言把报纸往腿上一拍：“18块嫌少？我当年参加革命，别说工资，命都攥在裤腰带上！这点苦就受不了了？你以为日子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没再接话。我知道，跟他这种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说不通。他眼里的“苦”是流血牺牲，是啃着树皮打仗，我眼里的“苦”是看不到头的熬日子，是拿着微薄的薪水数着指头过日子。可日子是自己过的，值不值当，只有自己清楚，就像穿鞋子，舒不舒服，脚最明白。
那天晚上，我坐在窗前看雨。雨滴落在窗台上，很快化成一小滩水，映着屋里昏黄的灯，像块模糊的镜子。我不知道石油机械厂的车间是什么样，是不是也像化肥厂的锅炉房一样，整天轰隆隆响；也不知道18块钱的薪水要怎么攒出未来，是不是得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慢慢垒。但我知道，有些路哪怕不情愿，也得咬着牙走下去——就像当初背两袋大米时，再难也得挪到米仓跟前，不能让人看了笑话。
只是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像落在棉袄上的雪，看着轻飘飘的，堆得多了，也能压得人喘不过气。尤其是想起那个辫梢系着红布条的女工，不知道她现在还会不会去汽水棚，会不会偶尔想起，有个爱多给菜的临时工，被调到了又脏又吵的锅炉房。
《厂院初尘》
夏棚汽水杂尘流，
面有霜斑意未酬。
米重勺偏浑未休，
青涩肩头岁月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