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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泥里生(账目亏空)(1 / 2)

第十七章第二节

从人民大队回蚕种场的路像是被拉长了,脚下的泥土黏着鞋跟,每一步都带着说不清的滞重。码头边的风还是腥咸的,却再没了初来时的新奇——开票室的老张头把一串钥匙放在桌上,说场里裁了一批临时工,我的名字在名单上。他说这话时眼神躲躲闪闪,像怕被江风吹散了似的。

我没问为什么,也没力气问,我本来就是临时工。那些在窗口接过蚕农票据的日子,指尖划过粗糙纸张的触感,还有午后趴在桌上看江船驶过的慵懒,忽然就成了要被收走的旧物。

走出蚕种场时,春波桥的石板被晒得发烫。我踩着桥缝里钻出的青苔,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桥洞下空荡荡地响。拐过新洋桥,轮船码头的汽笛声正撕破午后的寂静,检票员撕票的“刺啦”声里,八分钱的车票被捏出了褶皱。车窗外的树影往后退,像要把人民大队的田埂、河边的芦苇,还有姐姐站在河埠头的身影,都远远抛在后面。

牛场弄的石子路凹凸不平,我背着行李箱往前赶,脚底的鞋发出细碎的呻吟。到家时,日头正爬到头顶,母亲系着蓝布围裙从后门进来,手里还攥着一个搪瓷饭盒。“你爸一早去余新了,”她把饭盒往桌上一放,白汽裹着咸菜味腾起来,“托人给你找了机电站的活儿,让你这就过去。”

我刚放下的行李又被拎起来,帆布带子勒得肩膀生疼。“早一个钟头说,我直接从码头坐船去余新了。”话出口才觉出委屈,像个没拿到糖的孩子。母亲叹了口气,往我手上塞了两个白面馒头:“赶不上今天的船了,明儿再去吧。”

这一晚,东栅大街的蝉鸣格外吵。我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盯着天花板,眼前总晃过姐姐在河里洗澡的样子。她绾着裤脚站在水边,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说“你转过身去”时,声音里带着点羞赧的笑意。那时我背对着河,听见水声哗啦,猜想她会不会叫同村的婶子帮忙守着,又怕她洗得太久,晚饭凉了没人热。

“半大不小的,想这些做什么。”我对着天花板撇嘴,却控制不住地往下想。要是在人民大队多待些日子,会不会每天都盼着她从桑地里回来,会不会在她教我认桑叶时,偷偷数她垂在胸前的辫子?我一向怕比我大的姑娘,觉得她们眼里藏着太多我读不懂的东西,可姐姐不一样。她的眼睛像村头的井水,清凌凌的,照得见人心里的慌张。

“或许真错过了什么。”指尖在被单上划着,忽然冒出这个念头。以后她会嫁给谁?会不会记得有个愣头青,总跟着她后面问东问西?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格子状的亮斑,我对着那些光斑祈祷,要她吃得饱,睡得暖,别像我这样,总被生活推着往前撞。

第二天赶早班船去乘到沈荡的船,路过余新时我下了船,日头刚晒热镇上的青石板。父亲不在公社,看门的老蔡秘书领着我穿过堆大院到父亲的住所,打开门,你先休息吧,我联系你父亲。

你先在这儿歇着。他指了指木板床,“你爸说明儿准到。”

我坐在吱呀作响的木桌前,看阳光从布满灰尘的窗玻璃照进来,蚊帐上投下毛茸茸的光。直到第二天傍晚,父亲才裹着一身汗味进来,手里的自行车铃铛还在叮当作响。“找张毅去,”他抹了把脸,“他在机电站管事儿,让你接出纳的活儿。”

张毅是个个头不高的中年人,说话时总带着笑。他领我到制面场,让原先的出纳跟我办交接手续,他在去的路上就跟我说了原先小周的情况,“原先的出纳小周怀了孕,家里让她歇着。”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也不光是怀孕,账目上差了点,大伙儿都是镇上的,不好撕破脸。”

我这才明白,我接的是个烫手山芋。

出纳的活儿看着简单:农民挑着麦子来,我称好分量,按市价折算成面条,再在票据上写下数字。麦子的潮气混着面条的麦香,每天都缠在指尖上。可到月底对账时,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总账却比手里的现金少了三十多元。

三十多元,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把票据翻来覆去地数,指腹磨得发红,数字还是对不上。钱去哪了?是称麦子时看错了秤,还是给面条时多拿了?夜里躺在房间的木板床上,面粉的甜香变成了扎人的刺,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忽然想起张毅说的“小周”。

第二天我循着地址找到镇中的一间平房,门一开,一股煤炉的烟火气涌出来。小周挺着肚子坐在矮凳上,正用抹布擦着婴儿的小衣服,看见我时,眼里的光倏地暗了下去。“公社保卫部让你来的?”她的声音发紧,手不自觉地护着肚子。

“不是,”我赶紧摆手,“我就是……遇到难处了。”我拉过门口的板凳坐下,看着她晾在绳子上的小袜子,“姐,你别管我爸是谁,就当我是你弟,跟我说说,当初你那账……”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指甲在衣角上掐出一道印子。“你还小,很多事不懂。”她抬起头,眼里蒙着层水汽,“我到最后也没查出为什么对不上。可账平不了,上面要问的。我一时糊涂,动了点手脚,结果总账会计一眼就看出来了。”她抹了把脸,声音发颤,“我失业了,宝宝还等着奶粉钱呢……这镇上,找个活儿太难了。”

我看着她隆起的肚子,忽然觉得喉咙发堵。“要是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

“不关你的事。”她摇着头,眼泪掉在衣襟上,“是我没把握住。”

离开时,夕阳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弯着腰,像株被风吹蔫的麦子。我走在回公社宿舍的路上,反复琢磨她最后说的话——“面底不一”。这四个字像块石头,在心里沉甸甸的。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出票据本。第一页写上“1”,底下的复写纸也印出“1”,清清楚楚。怎么会不一样?我把复写纸翻过来,又垫了张薄纸,还是一样。直到手指碰到桌角的塑料垫片,忽然有了主意。

我把垫片塞进复写纸和第二联之间,再写下“1”。第一联清清楚楚,第二联却只剩个模糊的影子,凑近了才勉强看出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