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琴“啪”地掉在泥地里，黄铜琴身沾了层黑泥，吹孔里还卡着片干枯的槐树叶。我的脸烧得厉害，抓起口琴往裤兜塞，布料蹭着脸上的热意：“我错了，马上写检讨。”
沈老师盯着我抿紧的嘴唇，忽然从怀里掏出本书。封皮是磨旧的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个字烫得发暗，保尔的头像缺了个角。“没事看看。”他的声音低了些。我接过来，摸到扉页上有行铅笔字：“1963年赠给进步青年”，字迹被摩挲得发淡，像要融进纸里。
高中这一年，大半时间耗在学农和学工上。学校的蘑菇棚搭在食堂后门对面，一排平房有四五间，塑料布罩着窗户，里面潮乎乎的，霉味混着菌香往鼻子里钻。我们蹲在棚里翻菌袋，手指沾着黑褐色的培养料，指甲缝里三天都洗不净。长出的蘑菇真不少，好品相的装在柳条筐里往市场送，五毛钱一斤；歪瓜裂枣的堆在食堂门口，二毛五处理，我买过两次，炒着吃有点苦却很鲜。
那天校办厂的老张喊我：“木子，骑三轮送趟蘑菇，顺带从皮革厂拉桶油回来。”三轮车的轮胎气不足，蹬起来“吱呀”响。送到民丰造纸厂门口时，太阳穴突然“突突”跳，眼前的招牌像浸了水的墨画，字都晕开了。我赶紧停在路边，扒着车龙头，胳膊抖得撑不住身子。过了好一阵，眼前才清亮些，后背的汗把褂子溻得透湿。
晚上跟母亲说这事，她正纳鞋底，线绳穿过布面的“嗤”声顿了顿。“没吃早饭？”她的针尖在头皮上蹭了蹭，沾点油，“低血糖，明早给你揣个馒头。”
拉回猪油时，老张拽着我往棚角走，他点燃了一支烟，“这事别跟旁人说，看在眼里烂肚子里。”我点头时，闻到桶里飘出的油味，混着皮革厂的腥气——早上在皮革厂装油，车间里的臭味裹着热烘烘的油脂气，钻进鼻孔时像吞了口生涩的柿子。
晚上躺在炕上，胃里猛地一缩。那油是从皮子上刮下来的？皮革厂的大池子里泡着生皮，水面漂着层绿沫子……我捂着嘴跑到院角，吐了半天，只吐出点酸水。从那以后，食堂的菜汤我再没碰过，闻着就发怵。
打排球那天的太阳很毒，把操场晒得冒白烟。散场往校门口走，新建的房子脚手架上，一根粗毛竹横在半空，竹节处还缠着铁丝。周明华跳起来抓住竹梢，引体向上做得“呼哧”喘，蓝布衫的后背都汗透了。我跟在后头，也纵身抓住竹身——刚握住，竹梢“咚”地往下沉，我赶紧松手，谁知竹身“啪”地弹回去，像条甩起来的鞭子，正抽在周明华的嘴角。
他“喔”地闷哼一声，手捂着脸蹲下去。指缝里渗出血珠，混着碎牙沫。张开嘴时，右边的虎牙缺了半颗，断口白森森的。“没事……”他摆着手，声音含混，血顺着下巴往下滴，滴在白球鞋上，洇成朵小红花。我站在那儿，脸烫得像被太阳烤着，说不出一句对不起。谁都没料到，那竹子会弹得那么狠。
1975年的春天来得猝不及防。校园里的大字报栏被贴得密不透风，新纸盖着旧纸，红墨水写的“打倒”二字层层叠叠，像泼在墙上的血。厕所的白墙上也用粉笔写满了名字，后面跟着“滚蛋”“打倒”，字迹歪歪扭扭，被人用鞋底踩得发黑。
广播里的批判声更凶了，像开春的冰雹，砸得人抬不起头。老师们接二连三地请假，办公室的门大多锁着，锁孔里积着灰，窗台上的搪瓷缸都长了霉。我们又被派去学工，我分到了冶金厂的减速机车间，跟630加长车床耗了半年。
车床转起来“哐当哐当”响，震得脚底发麻。一开始只让我粗加工，车刀碰着铁屑，溅得满胳膊都是小火星，烫得钻心。后来摸到了门道，能精加工了，师傅就再没来过。他的工具箱还锁着，钥匙插在锁孔里没拔，我打开看，里面的扳手都生了锈，油壶里的机油结了层壳。车间主任拍着我肩膀：“木子能顶事！”我盯着飞速转动的卡盘，心里直犯晕——我才十六，怎么就成了顶事的人？
铁屑在地上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响，像踩碎的骨头。窗外的杨树叶子绿了又黄，车床的轰鸣声里，春天就这么过去了。
晨雾湿砖秋意凉，
校园标语映朝阳。
学工学农青春路，
且把豪情岁月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