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九节
夜像是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窗棂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粗布床单磨得皮肤发燥，耳边总缠着白日里那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重重砸在泥地上，混着模糊的咒骂与喘息。
那个被打得蜷缩在众人怀抱里的城里人，脸肿得像发面馒头，沾着泥的手指无力的垂挂着。
我后来才从湖边劳作的民工的议论里拼出他的来历，是城建局头头的公子，平日里大约是横着走路的，偏巧撞在了挖河的农民堆里。铁锹碰撞的脆响还没散尽，那些晒得黝黑的脊梁就齐齐转向了他，泥点子在他们裤腿上结成硬壳，眼里的光却比日头还烈。
我蹲在不远处的柳树下，看着他们劳作间露出的补丁袖口，忽然想起娘曾说的话：“农民的骨头是泥做的，可泥攒多了，能堆成山。”
往常在街上撞见城里人插队抢货，他们多半是低着头往边上挪，就算被踩了脚，也只敢捏着拳头嘟囔两句。娘说那是怕，怕伤了身子没钱治，地里的活计耽搁不起，一家老小的嘴还等着填。
可那天不一样，河工棚里里外外挤着几百号人，粗声粗气的乡音拧成一股绳，谁也不怕谁了。
“真要出了人命，难道能把这百十人都锁起来？” 三叔公当时蹲在我旁边抽烟，烟杆在鞋底敲出火星，“官逼民反，自古如此。不是逼到份上，谁愿意把命别在裤腰带上？” 我望着那些渐渐散去的背影，他们扛起铁锹时腰杆挺得笔直，泥地里留下的脚印深一个浅一个，像极了历史书上印着的那些模糊剪影。原来所谓的力量，有时就藏在这些被泥土浸透的骨血里，平时看着软塌塌的，攥紧了却能砸碎硬石头。
枕边的油灯忽明忽暗，我摸了摸胳膊上被蚊子咬出的包，心里头乱糟糟的。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去，梦里全是挥舞的铁锹，还有那城里人染了血的白衬衫，在黄澄澄的泥水里一点点沉下去。
天刚亮透，娘就收拾起了包袱。她的手指肿得像发面的馒头，指节红通通的，蜷一下都要龇牙咧嘴，往灶膛里添柴时，手腕转得格外费劲。“去上海找你表舅家介绍的老中医看看，听说他治关节炎是一绝。” 她把叠好的蓝布褂子塞进包袱，声音里带着点颤，“你在家好好听外婆的话，别去河工那边瞎转悠。”青年农民聚在一起可谁也不怕的。
我盯着她变形的关节，忽然想起去年冬天她给我纳鞋底，针脚在油灯下连成串，那时她的手还能灵活地翻来翻去。“娘，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她笑着拍了拍我的头，掌心的粗糙蹭得我耳朵发烫：“傻小子，上海的亲戚家地方小，你去了睡哪儿？等娘回来，给你带好东西。”
娘走的第二个礼拜，寄回了一封信，字写得没以前漂亮了，斜斜的还有点歪歪扭扭的，说是住在表舅家很安稳。信里特意提了表舅家的儿子，说那后生在纺织厂上班，下班回家总爱换件卡其布灯芯绒条纹的中山装，“料子滑溜溜的，带着细条条的纹路，从没见过那么精神的布。” 我能想象出娘写这句话时的样子，一定是摸着信纸笑的，虽然我家不富裕，靠父母亲百十来元薪水养家，但她总盼着我能穿得体面些。
没过几天，娘竟真的带着那块布回来了。灰扑扑的包袱一打开，灯芯绒在屋里的光线下泛着柔和的光泽，细细的条纹像流水一样淌过布料。“表舅家儿子陪我转了三个布店才找着，” 她献宝似的把布摊在桌上，手指小心翼翼地拂过，“你吴伯裁衣是一绝，唐婶的针线活更是没话说，让他们俩给你做，保准合身。”
被服社里总飘着浆糊和棉线的味道，吴伟良的爹戴着老花镜，皮尺在我身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嘴里念念有词：“肩宽一尺二，袖长一尺五……” 他裁布的剪刀快得像风，咔嚓几声，布料就乖乖分成了几片。唐国强的妈坐在旁边的缝纫机前，踏板踩得咯吱响，见我盯着她看，就笑着打趣：“可夫这身板，真是天生的衣架子。”
取衣服那天，我在镜子前转了三圈。灯芯绒贴在身上暖暖的，领口、袖口都缝得平平整整，连扣眼都锁得方方正正。唐婶凑过来看，眼里的笑意像揉碎的星光：“我说吧，多精神。以后做新衣服别来社里了，” 她压低声音往我手里塞了颗水果糖，“来家里找我，婶子给你做，还能省点手工钱。” 糖纸在手里沙沙响，甜丝丝的味道从纸缝里钻出来，我看着她眼角的细纹，忽然觉得心里也暖烘烘的。
后来唐国强要做新褂子，唐婶果然拉着我去布店，指着同样的布料说：“你俩一般高，肩宽差不离，量他一个就够了。” 剪刀裁下去的时候，两块布料并排躺在案板上，像两条长得一模一样的鱼。我和唐国强穿着新衣服站在一起，他娘笑得直拍手：“瞧这俩孩子，跟双胞胎似的。”
冬天来得猝不及防，河面上结了层薄冰的时候，爹忽然宣布要拆前院的铺面。“盖成平顶水泥房，说对面流长弄的弄堂风吃过来夏天坐在平顶上乘凉准凉快” 他蹲在门槛上抽着烟，烟圈在低位置里散得很慢，“老木料卖了换水泥，花不了几个钱。” 我看着他布满裂痕的手在膝盖上搓了搓，总觉得他这话里藏着什么没说出来。
施工队来的那天，锤子敲在砖墙上的声音震得窗纸发颤。临街的老房子像个苍老的巨人，一点点卸下它的骨架，露出后面的院子。平日里藏在墙后的宽阔的场地，忽然就毫无遮拦地展现在街上行人的眼里。
没过半月，供销社的人就来了。段主任揣着手站在院子中央，眼睛像算盘珠似的转来转去，嘴里啧啧有声：“这么大块地，真是浪费了。” 他身后跟着的人拿着皮尺量来量去，脚印在菜地里踩出一串泥坑。我躲在门后听着，娘的声音硬邦邦的：“这是我家的院子，碍着供销社什么事？”
“话不能这么说嘛，” 主任笑得脸上的肉都堆起来，“你看，我们百货商店在对面，后面是仓库，你家后面也是我们的仓库，就隔着你家碍事，进出仓库要绕一大圈，要是把你家这块地也用上，正好可以连起来，多方便。” 他说这话时，手指在我家的门框上敲了敲，好像那已经是他的东西了。
过了几天真正的晴天霹雳是镇长董连栋带来的。那个头顶光溜溜的一根毛也长不出来的男人，头皮油得能照出人影，炒青菜用汤勺刮一下头皮就能开油锅，一进门就拉着爹的手，亲热得像是自家人。“老于啊，组织上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他的声音又尖又亮，“供销社要扩建，你家这位置刚好合适，得搬个家。”
娘手里的针线“啪嗒”掉在地上，线轴在青砖地上滚了很远。“我们刚把前院盖好，怎么就要搬了？” 她的声音发颤，手不自觉地按住了红肿的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