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八节
1969年的秋天来得迟，风里总裹着沙砾，刮在脸上像细针。
三月里那则消息从广播里炸出来时，我正蹲在灶台后帮娘烧火，铁皮喇叭里的声音带着电流的刺啦声：“苏联军队悍然入侵我国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奋起还击……”火钳“当啷”掉在地上，火星子溅到裤脚，烫出个黑窟窿，我却没知觉——课本上画着的珍宝岛，像片翠绿的叶子嵌在黑龙江里，怎么就突然成了枪林弹雨的地方？
后来才知道，仗打赢了，可北边的威胁没散。苏联入侵的报纸在供销社的墙上贴了半面，红油墨印的“核打击”三个字，比供销社的糖块还扎眼。大人们夜里聚在一起时，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说的都是“深挖洞”。伟大领袖早有远见，几年前就让工厂往山里搬，如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刷满了街头巷尾，连东栅小学的砖墙上都用白灰写着，字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
城里的天星湖是最先动的。那片水曾映着两岸的柳树，夏天去过一次摸虾没摸到，只摸了点螺蛳，如今被卡车运来的黄土填得结结实实。夯土机日夜轰鸣，震得岸边的老槐树落叶子，据说底下挖的防空洞像条长蛇，弯弯绕绕能直抵瓶山县的人防指挥部。那天我们学校组织看电影，在南湖剧院看完电影后我和朱珍宝等人去逛了中山路，趴在桥栏杆上看施工，朱珍宝突然拽我袖子：“老师说，操场也要挖战壕。”
她站在风里，两条辫子垂在胸前，蓝布褂子洗得发白。作为班长，她总能第一时间接到通知，也总比我们先挺直腰板。那天下午，校长在操场边的土台上讲话，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我只听见“分段包任务”“猫儿洞”几个词，再低头时，朱珍宝已经拿着粉笔画好了我们班的区域，粉笔灰沾在她鼻尖上，像粒没擦净的雪。
战壕挖得比想象中累。铁锹下去全是硬土块，震得虎口发麻，挖着挖着就撞见碎瓦片、锈铁钉，是前几年盖教室时埋下的。朱珍宝总抢着挖最难的角落，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土里洇出小坑。她现在是副教导员兼年级连长，喊我“排长”时，声音里总带着点绷着的认真，听得我耳根发烫。
教室的玻璃窗也变了样。米字形的白纸被浆糊粘得平平整整，阳光透进来，在课桌上投下格子状的影子。家里的窗也一样，娘踩着凳子贴时，念叨着“防辐射”，我不懂辐射是啥，只觉得那白纸像层膜，把外面的世界隔得有点不真切。
东栅小学少年民兵营成立那天，东大营来的军代表穿着笔挺的军装，腰带勒得紧紧的。他教我们跑步，喊的口号比校长洪亮；教我们走独木桥，那桥是用两根圆木搭的，底下垫着土，朱珍宝走得稳，我却总晃，她在桥那头抿着嘴笑，军代表一瞪眼睛，她又立刻收了笑，板起脸喊：“加油！”
爬旗杆是最磨人的。教室东边的司令台旁竖了两根毛竹，光溜溜的，顶端系着红绸子。军代表示范时像只猴子，蹭蹭就上去了，我们学着爬，手心很快磨出红泡，破了，结了痂，再磨破，最后成了硬邦邦的老茧。裤子更是遭罪，膝盖处磨得发亮，后来干脆破了洞，娘补补丁时总叹气：“这哪是念书，是当小兵呢。”
野营拉练是在一个礼拜天出发的。四十公里路，要走到海宁县的西山。天没亮就集合，朱珍宝背着个军绿色的挎包，里面装着水壶和窝头，站在队伍前头清点人数。我数着她转身时辫梢扫过后背的次数，刘旭尉突然撞我胳膊：“听说要选先遣队？”
先遣队最后选了五个人，我、刘旭尉，还有三个记不清名字的同学，由教体育的顾老师带着。我们要比大部队早走半小时，到西山上“藏起来”，等后面的同学来“抓特务”。顾老师背着步枪（是木头做的假枪），说这是“实战演练”。
沿着铁道线走时，铁轨被太阳晒得发烫。道旁的野树结着小果子，刘旭尉从地上拣了一个，剥开是紫红的肉，我也拣了颗，咬下去，涩味瞬间漫满舌头，像吞了口生柿子。“是野荔枝，”顾老师回头说，“不好吃，别多摘。”他的声音混着火车驶过的轰鸣，有点飘。
西山其实算不得山，就是个土墩子，方圆不过一二里，长满了酸枣刺。我们分散找藏身地，刘旭尉钻了灌木丛，另两个往石头堆后跑，我转了两圈，心越来越慌——这地方光秃秃的，藏哪都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正急着，脚边踢到块碎砖，低头一看，是座塌了半边的坟，坟头上有个洞，被乱草和碎土盖着。
我心一横，拨开草就往里钻。洞口比想象中窄，得侧着身子，砖缝里的土簌簌往下掉，迷了眼睛。里面黑黢黢的，一股潮湿的土腥味裹着点说不清的味，直不起腰，只能半蹲着。手往旁边一摸，触到些硬邦邦的东西，仔细一辨，是骨头，粗细不一，散在地上。屁股往后挪时，指尖碰到个圆滚滚的物件，拿起来凑到洞口透进的光里看——是半个脑袋骨，眼窝空落落的，看得人心里发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