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十三年，夏。
《泰昌新政十条》如同投入帝国这潭深水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以京师为中心，向着四边八方的军政体系、社会阶层乃至人心深处扩散开来。朱常洛稳坐乾清宫，以超越时代的视野与坚定的意志，引导着这场触及帝国根基的深刻变革，然而，任何改革都必然伴随着阵痛与博弈。
“移藩海外”的诏令正式颁布，如同在看似平静的宗室勋贵池塘中投下了一块烧红的烙铁。最初的震惊与抗拒过后，现实的压力与潜在的机遇开始让一部分人动摇了心思。
成国公府内，气氛已与前次密议时大不相同。老成国公依旧愁眉不展，担忧着海外蛮荒、前程未卜。然而，他的次子朱寿镳，一个在京师勋贵子弟中以“胆大妄为、不耐束缚”着称的年轻将领，却显得异常兴奋。
“父亲！此乃天赐良机！”朱寿镳目光灼灼，“留在京师，儿不过是顶着个国公之子的名头，在五军都督府挂个闲职，终日与纨绔子弟走马章台，有何意趣？听闻东瀛九州已渐平定，其地有银矿，临海通商，若能在那里开府建牙，自成一方天地，岂不胜过在京城仰人鼻息百倍？”
“胡闹！”老国公斥道，“海外险恶，岂是儿戏？语言不通，水土不服，更有残余倭寇隐于山林，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风险自然有，然收益更大！”朱寿镳争辩道，“陛下明诏，给予高度自治，只需遵奉中央号令。儿在军中多年，亦有些许旧部愿追随。到了那边，便是真正的封疆之主，可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一方！总好过在这京城，守着祖荫，浑噩度日！”
类似的争论，在不少勋贵府邸中上演。最终，在皇帝“率先垂范者，优先择地并予三年税赋全免”的优惠政策激励下，以朱寿镳为首的一批年轻、有野心或在京中不甚得意的宗室、勋贵子弟，共计七家，率先向宗人府和内阁递交了“请移海外”的奏表。他们大多选择了相对熟悉、基础较好的东瀛九州或南洋吕宋等地作为目标。
朱常洛亲自接见了这七家的代表，勉励有加，并当场指定相关衙门全力配合其筹备工作。消息传出，京中观望的勋贵们心情复杂，既有对“出头鸟”的鄙夷，也有一丝被甩在后面的焦虑。帝国的海外开拓，终于迈出了由中央主导、勋贵承载的第一步，几颗承载着野心与风险的种子，即将撒向遥远的海洋。
龙安新军大营，已然成为全军推行“监军宣慰使”制度的样板。校场之上，除了震天的喊杀声与火铳齐鸣的爆响，更多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声音。
新任的监军宣慰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只负责记录功过、偶尔进言的文弱书生，而是经过枢密院与礼部联合选拔、培训的精干官员。他们需通晓军事基础，更需擅长宣讲鼓动、洞察人心。每日的“思想操课”雷打不动，内容也不再是空洞的圣贤语录，而是将忠君、爱国、护民、守纪等核心观念，融入到具体的战例分析、英雄事迹讲述乃至士卒的日常琐事中。
“诸位弟兄！”一位面容刚毅的宣慰使站在队列前，指着身后一幅巨大的大明疆域舆图，“我们脚下之地，北抵冰原，西至雪山，南括群岛，东临大洋！这广袤山河，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更是需要我们誓死守护的家园！陛下将最精良的火铳、最厚重的铠甲交予我等，非是为逞个人私欲，乃是为护卫这‘中华民族’共有的基业！无论你祖籍何处，口音何方，入了这军营，便是陛下的兵，是中华民族的盾与剑！”
话语铿锵，伴随着对军中克扣粮饷、欺压士卒等陋习的严厉查处，以及宣慰使处设立的“申冤鼓”真正发挥作用，底层士卒的归属感与向心力在悄然提升。当然，并非所有传统将领都乐见其成。一些资深军官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对宣慰使的存在阳奉阴违，甚至暗中排挤。新旧理念与权力的摩擦，在基层军营中细微而又持续地发生着。构建思想的壁垒，远比构筑土木工事更为复杂和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