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自肥前藩（与萨摩相邻）的豪商，在多次秘密会晤后，向孙传庭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幕府虽然严厉锁国，但其财政，尤其是贵金属（金银）外流的问题日益严重。大明商品（尤其是生丝、瓷器、龙安布）在日本极受欢迎，利润巨大，但幕府严格限制贸易量，导致走私猖獗，而幕府自身却无法从中获得足够的税收。许多外样大名，如萨摩、长州等，对此早已怨声载道，因为他们领地内也有产出，却无法通过正常贸易获取利益。
“幕府之困，在于财源。诸藩之怨，在于利权。”孙传庭眼中闪烁着洞察的光芒，“或许，我们可以从此处着手。”
他与杨涟商议后，决定调整策略。一方面，杨涟继续向幕府施压，但言辞稍缓，提出可以探讨一种“在幕府监管下，适度扩大特许贸易范围，增加幕府税收”的可能性，以试探其态度。另一方面，孙传庭则通过那位豪商，向几个关键的外样大名传递信息：若他们能推动幕府改变贸易政策，大明愿意优先与他们进行更大规模的、合法的贸易，并提供更为优惠的条件。试图以巨大的经济利益，从内部撬动德川幕府的锁国壁垒。
紫禁城，暖阁。朱常洛仔细阅读着来自四方的最新奏报和密信。北疆渗透的进展、龙安推广的阻力、海疆暗战的升级、东瀛破局的尝试……各方情况纷繁复杂，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关键。
“北疆之敌，隐而深，需耐心经营，一击必中。”
“龙安之惑，在于新旧交替之阵痛，柳文耀处置得当，然此非一州之事，朝廷需有通盘考量，拟定《工商劝导例》，规范技术推广，安抚旧业。”
“海疆之险，在于西夷不死之心。张献忠应对无误，然我水师战力，尤需加强。着工部、兵部，全力协助东南水师扩建，新式战舰打造，刻不容缓。”
“东瀛之机，已现端倪。杨涟、孙传庭见机得快，可依此策行之。然需注意分寸，避免过度刺激幕府，引发其全面反弹。告诉徐允贞，枢密院需加强对日本内部各方势力情报之收集，尤注意其军事调动。”
他意识到，帝国面临的挑战，已从初期的生存危机，转变为如何管理发展、应对复杂国际博弈的新阶段。这需要更精细的谋划、更灵活的手腕和更强大的综合国力。
“王安。”
“老奴在。”
“传旨：设‘格物促进会’，由工部牵头，皇商司、龙安州及各地精通工匠参与，定期研讨技术改良推广事宜。另，于国子监增设‘海事’、‘边贸’专科，选拔青年才俊入学，专研此类事务，以为帝国储备人才。”
“再传旨给户部：详查近年各地物产流通及税银变化，尤其关注与海外、边贸相关者，研拟《促进工商、开源节流疏》，朕要看看，这帝国的财源，究竟该如何拓展。”
朱常洛的目光，已越过眼前的纷争，投向更远的未来。他不仅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要为帝国的长久兴盛，奠定制度和人才的基础。泰昌十三年的春天，在各方博弈的激荡中，正悄然孕育着一场影响更为深远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