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要不要派一队夜不收过江，摸了他们？”副将请示。
李永芳沉吟片刻，摇了摇头：“不必。江面开阔，易被发现。他们既喜欢窥探，那就让他们看。”他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传令，从明日起，堡外操练队列加倍，尤其是火炮演练，动静搞大些。再把那些新运来的、盖着油布的‘重炮’模型（实为木制），推到显眼位置晾晒。”
他要利用这望远镜带来的视野优势，给罗刹人演一场戏，制造明军兵精粮足、严防死守的假象，拖延其大规模行动的决心。同时，他派出的精锐小队，正沿着精奇里江向东北方向秘密渗透，他们的任务不是歼敌，而是绘制更精确的地图，寻找罗刹人可能建立的新据点，以及……适合明军未来前进的路径和筑垒地点。
这是一场在广袤空间里进行的、依赖信息获取速度与精度的无声战争。望远镜，这件不起眼的“奇技淫巧”之物，正在悄然改变着北疆军事对抗的形态。李永芳深知，真正的决战或许尚未到来，但眼前的每一次侦察与反侦察、欺骗与反欺骗，都关乎着未来战局的走向。
京城西南隅，一间新挂牌不久的“格物刻书坊”内，灯火通明。油墨的味道与雕版松木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宋应星青衫布履，正与几名弟子和雇来的刻工一起，仔细校对着新一版《天工开物》的刻版。相较于朝堂上的喧嚣，这里只有刻刀划过木板的沙沙声和偶尔的低语。
一名年轻弟子从外面回来，脸上带着愤懑：“先生，今日国子监祭酒又在讲学时公开斥责《天工开物》，说其‘导人入歧途，与圣贤之道背驰’，还告诫监生们勿要接触。”
宋应星头也未抬，只是轻轻吹去版上木屑，平静道：“由他说去。是非曲直，岂是口舌所能定？我等只需将书刻得更好，更准，让需要的人能看得懂，用得上。”
另一弟子忧心道：“可是先生，如今舆论对我们极为不利，不少书坊惧于压力，不敢承印我们的书。长此以往，只怕……”
“怕什么？”宋应星终于抬起头，目光温和却坚定，“陛下内帑支持，格物院需用书籍，我们便刻印。官学不敢收，我们便直接送往各地有心向学的工匠手中，或置于市井书摊，低价售卖，甚至赠送。一部书，若能启发一巧匠，改良一工艺，惠及一地百姓，便足慰我心。至于身后名，留待后人评说。”
他拿起一张刚刚印好的书页，上面是改进型水轮机的详细结构图，线条清晰，注解详明。“你看，此物若能在南方水乡推广，不知能省却多少人力，增益多少米粮织造。这，不比空谈一百句‘重义轻利’更实在？”
刻书坊的灯火，常常亮至子夜。与士林清议场所的慷慨激昂相比，这里的沉默显得有些寂寥。但那一刀刀刻下的，是实学的种子；那一页页印出的，是可能改变生产方式的智慧。这微弱的灯火，能否燎原，尚未可知，但它顽强地亮着，对抗着弥漫朝野的守旧寒潮。
朱常洛悄无声息地走进东宫书房时，太子朱由楧正趴在那张巨大的《大明混一图》上，小手握着朱笔，在一些区域小心翼翼地画着圈点或线条。杨涟和另一位翰林侍讲垂手站在一旁，面色有些复杂。
皇帝示意他们不必声张，静静走到太子身后。只见舆图上，北方边境沿线，被朱由楧画上了一些小小的盾牌符号；东南沿海，则标注了些船形；而在几条大河流域和标注着“瘠薄”、“干旱”的区域，又画上了水车和泰昌机的简图。
“楧儿，你在做什么？”朱常洛温和地问道。
朱由楧吓了一跳，回过头见是父亲，连忙起身行礼，然后指着舆图，有些兴奋又有些不确定地说：“父皇，儿臣……儿臣在想，哪里最需要兵，哪里最需要船，哪里最需要水车和‘铁牛’……”
朱由楧的表达仍显稚嫩，但思路已然清晰。他没有孤立地看待军事、经济或技术，而是试图在宏观的疆域图上，将它们联系起来，思考资源配置的优先次序。
朱常洛心中欣慰，问道：“那你想明白了吗？”
朱由楧皱着小眉头，指着北方和东北：“这里，罗刹人和蒙古人，要兵要堡，要看得远的镜子（望远镜）。”又指向海洋：“这里，要大船，厉害的火炮，保护商船，也要……画清楚路的图（海图）。”最后指向内陆干旱地区：“这里，百姓种地难，要多造水车和泰昌机，让粮食多起来。粮食多了，养兵养民都容易了。”
他抬起头，眼中闪着光：“杨师傅教，仁政爱民是根本。但儿臣觉得，让兵强，让船利，让地多产粮食，让商人能安全做生意多赚银子，也是爱民，是让仁政能落到实处的基础。就像……就像盖房子，光有好心思不行，还得有坚固的墙和顶，不然风雨来了，房子就塌了。”
杨涟在一旁听着，心中五味杂陈。太子的思维，显然更偏向于一种综合的、务实的“经世致用”之道，这与传统儒家强调道德心性为根本的帝王之学确有偏差。但看着太子那认真而充满探索欲的眼神，他又无法反驳这其中蕴含的合理性。或许，陛下所期望的，正是一位能跳出窠臼、真正理解并驾驭这个复杂帝国的君主。
朱常洛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目光深邃。他知道，自己播下的种子，正在这颗稚嫩的心灵中生根发芽。未来的路注定充满争议与挑战，但至少，继承者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如何支撑起这片风雨飘摇的江山。
暖阁内，朱常洛最终在那份请求“黜邪术”的奏折上，用朱笔批下了寥寥数字：“朕已览悉。学问之事，争鸣可也，禁绝非宜。《天工开物》利在工耕，颁行天下，乃为民生计。着该部知悉。”
他没有强力压制反对声音，而是以一种看似宽容、实则坚定的态度，将争议限定在“学问争鸣”的范畴，同时再次肯定了《天工开物》的实用价值。这是一种政治智慧，既避免了直接与整个保守士林对立，又保住了新政的成果。
批完奏折，他起身走到窗边，望向秋夜深邃的星空。漠南的屯田、四川的铁腕、北疆的窥探、刻书坊的灯火、东宫的舆图、乃至孙传庭在户部偏厅的银钱博弈……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他的布局下，或明或暗地涌动着变革的潜流。
他知道，自己下的是一盘大棋，对手不仅是看得见的敌人，还有看不见的传统、惰性与既得利益。每一步都需权衡，每一着都蕴含风险。但当他回想起太子在舆图前那专注的神情，想起秦良玉奏报中那实实在在新增的赋税，想起格物院那台轰鸣的“泰昌机”，想起望远镜里那片亟待探索的广袤北疆……他心中便又充满了力量。
星火虽微，可燎原；砥柱虽孤，能中流。泰昌四年的秋天，就在这各方势力的博弈、新旧观念的碰撞、以及悄然孕育的希望中，缓缓流逝。而更大的风暴，或许正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蓄势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