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直接触动了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的根本利益。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等六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口号，发动了七国之乱。
叛军达数十万之众，声势浩大。
“清君侧”这个口号极其毒辣：它不直接反对皇帝，而是将矛头指向皇帝身边的“奸臣”（晁错）。
这为景帝诛杀晁错以平息事态埋下了伏笔。
叛军势大，朝廷震动。
与晁错有隙的袁盎（曾受晁错弹劾）趁机向景帝进言：只要杀了晁错，退还削地，叛军就失去了借口，自然会退兵。
景帝在巨大压力下动摇了。
他或许希望用晁错的人头来换取和平，也为自己的决策失误寻找替罪羊。
于是，他批准了处死晁错的奏议。
晁错对此一无所知。
一天，他被骗穿上朝服，乘车巡行东市，结果在东市被腰斩，同时其全家也被处死。
一位为国谋策的御史大夫，竟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落幕。
晁错死后，叛军非但没有退兵，刘濞反而自称“我已为东帝”，表明其目标根本就是夺取皇位。
景帝这才醒悟，悔恨不已，决心武力镇压，任用周亚夫等，三个月平定了叛乱。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
? 晁错个人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被冠以“刻深”（严酷苛刻）的恶名。
? 但晁错政策的目标——
削弱诸侯王势力，却通过这场由他引发的战争和之后的善后措施（景帝收回诸侯国行政权、武帝推行“推恩令”）彻底实现了。
1. 性格决定命运：晁错为人“峭直刻深”，刚直严苛，树敌太多。
司马迁评其“擅权，多所变更”，得罪了众多功臣权贵。
2. 策略过于激进：他的削藩策略如同外科手术的“根治术”，虽能除病，但创伤巨大，风险极高，缺乏缓冲和策略弹性。
3. 低估政治复杂性：他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力量，也高估了景帝在危机时刻对他的保护决心。
4. “术”与“势”的不足：作为法家，他精通“法”（政策），但在“术”（政治手腕）和“势”（营造有利形势）上有所欠缺。
晁错，这位汉初最激进的改革家，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无畏的勇气，刺破了“文景之治”盛世下的脓疮。
他用生命的代价，唤醒了景帝彻底解决诸侯王问题的决心。
他是一位不完美的先驱者，一位悲剧性的殉道者。
他的故事，永远警示着后人：改革不仅需要远见和勇气，更需要智慧、策略和对复杂政治现实的清醒认知。
他是点燃烽火的人，也是被烽火吞噬的人。
但正是那场大火，烧出了一条通往真正大一统帝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