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想强行压下胸中翻腾的怒火，但效果甚微。
他指了指桌上那份《明报》，对一旁的方逸华沉声命令，语气不容置疑：“替我接查良镛办公室的电话。现在就要。”
电话很快接通了。
邵逸夫强迫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量平和，甚至带上了一丝刻意的客套，但仔细听，那平和底下是绷紧的弦：
“查先生，早啊。今天的早报，我已经拜读过了。贵报今日这篇评论，视角……很是独特啊，令人印象深刻。”
他刻意停顿了一下，给对方，也给自己一个缓冲，随即话锋微转，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却尖锐的质问：
“只是，贵报此番如此……旗帜鲜明，就不怕外界误解，以为《明报》这块金字招牌，一不小心，就成了某些人商业争斗场上摇旗呐喊的马前卒了吗？
我们相识多年，合作向来愉快。能否请查先生笔下稍稍留情？
或者，方便的话，后续能否发一篇澄清说明，以正视听？”
电话那头，金庸先生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依旧是他那特有的、带着书卷气的平稳语调，不疾不徐。
仿佛在探讨一个学术问题，但话语间却藏着四两拨千斤的“太极劲力”：
“邵先生，您早。言论公器，重在记录事实，呈现多元声音。
近来市井坊间对《鬼马双星》这部片子，确实抱有不小的期待，议论颇多。
本报不过是顺应民意，反映了这种普遍的社会关注。至于您提到的商业纷争，《明报》的立场一贯是超然的，绝无卷入之意。不过……”
他话锋在这里微妙地一转，语气里添了几分似是而非的无奈和更深层的意味，仿佛在推心置腹：
“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早年欠下的一些人情债，到了时候，总是要还的。查某也难免有些……不得已的苦衷。
个中缘由，错综复杂，还望邵先生您能够体谅一二。”
这番话，说得极其艺术。表面上是客气地解释和请求谅解，实则绵里藏针。
既明确拒绝了邵逸夫“笔下留情”或“发文澄清”的要求，又巧妙地暗示了此次发声背后存在更复杂的人情纠葛和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将《明报》的立场置于一个看似被动实则坚定的位置。
邵逸夫握着听筒的手，指节瞬间攥得更紧，泛出死白色。
金庸的话像一盆冷水，夹杂着细碎的冰碴，从他头顶浇下。
他彻底明白了，查良镛这次是不会站到他这边了，甚至连表面上的中立都难以维持。
那种被曾经视为可以对话的“自己人”从背后捅刀子的感觉，混合着商业利益被挑战的愤怒，让他心口一阵发闷。
他强压着几乎要冲破胸膛的怒火，从牙缝里挤出最后几句毫无意义的客套话，便重重地、几乎是砸一般地撂下了电话听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