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五六秒，时间长得让办公室里的霍建宁和陈自强都忍不住屏住了呼吸。
然后，听筒里传来金庸先生那特有的、平和却蕴含力量的声音，带着一丝了然和文人式的含蓄：
“郑生此言，倒是让我想起近日正在构思的一篇杂文，腹稿初成，暂拟题为《武侠片霸权当休矣》，正想探讨一下当下影坛一类型片独大、恐不利百花齐放的业界生态。
或许，明日可见报，与读者诸君共同商榷。”
他话锋微转，语气依旧超然：“至于郑生所提其他事宜，老夫一介书生，身处江湖之远，唯有手中笔墨、心中尺规而已。
所能为者，无非是秉持公心，为值得言说之事，发一二持平之论。”
金庸的潜台词清晰无比：我明白你郑硕的意思，我也同意在《明报》这块重要的舆论阵地上发文。
从文化评论的角度敲打邵氏兄弟可能存在的“霸权”倾向，为新生力量发声造势。
这既是对先前“约定”的履行，也符合《明报》倡言公议的立场。
但是，他绝不会直接、赤裸裸地卷入郑硕与邵氏的商业争斗，只会以文化观察者的姿态出现，维护《明报》超然的公信力。
这已经是他在当前形势下，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支持，既守了约定，又保全了报纸的立场。
但……郑硕要的，正是这个效果。
他不需要金庸亲自下场摇旗呐喊，只需要《明报》这块金字招牌发出一个“影坛需要新气象”的明确信号。
就足以在知识界和市民阶层中引发巨大回响，给邵逸夫施加无形的舆论压力。
“查先生秉笔直书，令人敬佩。晚辈静候拜读大作。”郑硕心领神会，不再多言，客气两句后便挂断了电话。
放下听筒，郑硕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第一支箭，已经精准命中靶心。
明日的《明报》文化版，将成为这场舆论战的第一声惊雷。
他没有任何停顿，手指再次在电话拨盘上快速跳动，开始拨打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号码。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战术执行阶段。
这个电话，直接通向了《星岛日报》社长胡仙女士的办公室。
与对待文人身份的金庸不同，郑硕与胡仙的交情和合作，更多是建立在纯粹的商业利益互补。
以及对邵逸夫这个共同“对手”的某种不满之上，少了几分文人雅趣，多了几分商场博弈的直白。
电话接通后，郑硕省略了所有不必要的寒暄，语气变得直接、有力，甚至带着一丝刻意为之的煽动性。
他知道面对胡仙这样的商业强人，效率和她最关心的利益才是最好的敲门砖：
“胡社长，我是郑硕。闲话不多说，有笔生意，既能给邵逸夫添点实实在在的堵，又能让您《星岛日报》下个礼拜的销量。
在这个淡季再往上猛窜一截，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他开门见山，抛出了最具诱惑力的钩子。
他刻意停顿了一秒，让胡仙消化这句话，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切入要害，语气带着一种同仇敌忾的意味：
“邵逸夫当年为了组建他的邵氏兄弟帝国，可是没少用高薪厚禄，差点把您《星岛日报》最核心的编辑部都给挖空了。
这笔旧账，胡社长您胸怀宽广，或许可以不计较。但眼下，正好有个机会……”他这番话，精准地戳中了胡仙心中那根埋藏已久的刺。
1960年，邵逸夫大举扩张的时候，确实曾用重金从《星岛日报》等媒体挖走大量采编人才，这笔旧怨，胡仙绝不会忘。
最后，他才仿佛不经意地提及之前的约定，将个人承诺与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
“另外，上次关于‘居八戒’的那个赌约，也该到兑现的时候了。这次，正好一举两得。”
电话那头，短暂地沉默了两三秒。可以想象，胡仙在听到“邵逸夫”三个字和那段挖角往事时，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冰冷。
她对邵氏兄弟垄断影视宣传渠道、向来不把报纸媒体放在眼中的做派早已不满，加之近年来地产投资受挫，正是需要提振报业声望和销量的关键时期。
郑硕的提议，无疑是一举多得。她需要这样的爆点新闻来刺激销量，巩固地位，同时也乐于见到邵逸夫吃瘪。
很快，听筒里传来胡仙一声短促的冷笑，回应得干脆利落，尽显“报业女王”的决断力：
“郑生，消息稿还是评论稿？或者，两者都要？头版最显眼的位置，我已经让人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