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起头，通红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和无助，“我是来……我是来求一条活路的。”
他将前些天以及今天中午发生的事情，用一种近乎崩溃的语气，断断续续地讲了一遍。
从家里大门被拆，到贾家鸠占鹊巢，然后是傻柱等人领着上百号人堵门闹事，再到最后派出所和稀泥般的调解。
“领导，您说，我该怎么办？
我爸妈刚走，就剩下我一个人。
隔壁院里那些人，就跟狼一样盯着我。
他们今天能因为一个自己摔倒的老太太就打上门来，明天就能因为我走路声音大了，再把我打一顿！”
“我怕啊！我晚上连觉都不敢睡
！我一个资本家的后代，一个地主的后代，上不了学，也没单位要我。
我守着这么大个院子，手里还有点分红，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块肥肉！”
“再这么下去，我早晚是死路一条！
领导，求求您，给指条活路吧！”
说完，他竟是又要从椅子上滑下去，给领导磕头。
领导眉头紧锁，抬手制止了他：
“行了！坐好！”
办公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领导不说话了。
方源的困境，恰好卡在了所有政策的缝隙里。
刚解放那几年，为了稳定人心，对资本家子女的政策还相对宽松。
可随着各种运动的开展，风向早就变了。
高等学校优先招收工农子弟，工厂招工要严格政审。
像方源这种成分复杂、父母还有“历史问题”的，上学没指望，工作没门路。
唯一的出路，就是拿着那点定息分红，混吃等死，然后随时准备着，被拉出来当成反面典型。
眼看着领导的眉头越皱越紧，似乎在思考什么“下乡改造”、“劳动锻炼”之类的解决方案，方源心里一咯噔，赶紧抢在他开口前，抛出了自己的底牌。
他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试探性的语气，小心翼翼地说道：
“领导，我……我爷爷和几个叔叔，解放前就去了南方……
我想，我想去投奔他们。”
见领导的眼神微微一动，他赶紧补充道：
“我爸妈刚走，按规矩，我要守孝三年。
我想……我想等三年孝期满了，就离开。
在此之前，能不能请领导……给我批个条子，行个方便？
到时候，我也好带着家里剩下的人，一起过去……”
这话说得极有技巧。
既表明了自己不会立刻就走，给了官方足够的缓冲时间，又用“守孝”这个谁也挑不出错的理由，合情合理地为自己争取了三年的宝贵时间。
领导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依旧没有表态。
方源知道，火候还不够。
他一咬牙，仿佛下定了天大的决心，声音都带着颤：
“领导，我知道我这个请求很过分，给组织添麻烦了。
我……我愿意代表我们方家，将轧钢厂剩下的所有股份，还有……还有前门大街那八间商铺，全部……全部捐献给国家！”
“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想活下去，只想早点和家人团聚。求领导成全！”
此话一出，那位一直面沉如水的领导，端着茶杯的手，终于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他抬起眼，深深地看了方源一眼。
那眼神，复杂难明。
有审视，有惊讶，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松动。
去对岸投亲，不是没有先例。
同一时期，抛开政治、文化名人不说。
青岛的郭大姐，上海的周素锦、陈二姨都是因为在对岸有亲属，经过居委会、街道、公安局层层审批后，通过正规渠道出去的。
因此，对于方源这种父母双亡、孤身一人的“历史遗留问题”，让他走了，反倒是甩掉了一个包袱。
更何况，还有这么大一笔“捐赠”。
只是这样做，会不会引起那些资本家警惕，还得上会讨论一下。
良久，领导缓缓放下茶杯，发出一声轻响。
“你的情况，组织上会认真考虑的。”
他站起身，走到方源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先回去吧。
安心为你父母办好后事。
等有了结果，会有人通知你的。”
没有当场答应，但也没有当场拒绝。
这就够了。
方源心里那块悬了半天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谢谢领导！谢谢政府！”
他千恩万谢地退出了办公室，走出市政府大门时，外面的天已经彻底黑了。
冰冷的夜风吹在脸上，吹散了额角的刺痛，却吹不散他眼底那片愈发沉静的寒芒。
三年的时间。
足够了。
足够他将这四九城里，那些还做着黄粱美梦的遗老遗少们身上，薅上一遍羊毛。
想去香江另起炉灶，闯出一番事业，总不能空着手去。
相比过去后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过日子，苦一苦他们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