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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章 史迹调查(2 / 2)

四、厦门鹭岛的礁石刻痕与驻泊真相

2037年仲秋,厦门鹭岛的海浪拍打着礁石,“海探七号”考古队根据“郑和登鹭岛”的史料记载,在鼓浪屿的燕尾山展开勘探。史料中关于郑和登厦门的记载仅有只言片语,未提及具体驻泊地点和活动内容。

“厦门古称鹭岛,是福建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郑和船队很可能在此补充淡水、休整船员,”程远沿着海岸线观察礁石,突然发现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礁石上,有明显的人工刻痕,刻痕中隐约有“永乐七年”“舟师驻泊”等字样。

队员们用工具清理刻痕周围的海蛎壳和浮土,完整的铭文逐渐显露:“永乐七年冬,郑和舟师驻泊鹭岛,补淡水、修船舶,越三日,往长乐太平港。”“永乐七年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史料记载船队十月到长乐太平港,十二月开洋,”林珊对照时间线,“这里的记载说明,船队在前往长乐之前,曾先驻泊厦门,补充给养。”

在礁石附近的沙滩遗址,考古队发现了一批明代的船用构件、瓷器碎片和淡水储存罐,其中一件瓷器上刻着“宝船七号”的字样,与南京龙江船厂出土的宝船构件标记一致。“这证明郑和船队确实曾驻泊厦门,”郑海峰分析道,“但史料为何从未提及?可能是因为厦门当时只是临时补给点,而非主要驻泊港,所以未被正式记载。”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沙滩深处的一处窖藏中,发现了一本残破的《舟师补给纪事》,里面记录着郑和船队历次驻泊厦门的细节:“永乐三年,驻泊二日,补淡水万石;永乐七年,驻泊三日,修船五艘,补募水手二十人;永乐十一年,驻泊一日,补充渔具、药材;永乐十五年,驻泊四日,联络泉州商人,转运丝绸百匹。”

“厦门不仅是补给点,还是船队与泉州商人的联络站,”程远恍然大悟,“泉州是当时的外贸重镇,船队通过厦门转运物资、招募船员,形成了‘泉州-厦门-长乐’的补给链条,这一链条从未被正史记载,是郑和下西洋的隐秘后勤网络。”

但反转很快出现。纪事中记载“永乐十九年,驻泊鹭岛,遇倭寇袭扰,激战半日,歼寇三十余人,损失船舶二艘”,这与史料中“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一帆风顺”的记载相悖。“船队在厦门遭遇倭寇,却刻意隐瞒,”程远推测,“一是为了维护朝廷威权,二是为了避免沿海百姓恐慌,影响后续远航筹备。”

五、长乐太平港的水下木桩与船坞秘辛

2037年暮冬,福建长乐的太平港寒风凛冽,“海探七号”考古队的水下探测器在港域深处发现了密集的木桩群。根据史料记载,太平港是郑和船队的主要驻泊港和修船基地,但从未提及此处有船坞设施。

“这些木桩排列规整,呈长方形分布,长约五十米,宽约二十米,明显是船坞的基础结构,”郑海峰操控探测器拍摄高清影像,“碳十四检测显示,木桩的砍伐年代集中在永乐、宣德年间,与郑和下西洋的时间完全吻合。”

考古队进行水下发掘,打捞出几根完整的木桩和部分船坞构件,构件上刻着“龙江船厂”“福船三号”等字样。“资料中说郑和船队的宝船主要由南京龙江船厂建造,福建船厂负责维修,”程远看着构件上的标记,“但这些构件的工艺既有龙江船厂的特点,又有福建福船的风格,说明太平港不仅是修船基地,还是龙江船厂与福建船厂的协作造船场所。”

在船坞遗址附近,队员们打捞出一本残破的《船坞纪事》,上面记载着:“永乐十年,造福船五艘,协同龙江宝船,分守南洋航线。船坞隐秘,不载正史,以防外夷窥探。”这与之前三峰塔寺考古发现的“宝船+福船”协同部署的结论相互印证。“太平港的船坞是秘密建造的,主要用于建造和维修负责近海防御的福船,”程远分析道,“这些福船与龙江宝船协同作战,形成了‘远洋+近海’的完整航运体系,而这一秘密协作模式,从未被正史记载。”

更令人震惊的是,《船坞纪事》中提到“永乐十五年,补造宝船一艘,因南京龙江船厂工期紧张,移至太平港船坞建造”。这推翻了“宝船仅由南京龙江船厂建造”的传统认知。“太平港船坞具备建造宝船的能力,”郑海峰说,“这也解释了为何郑和船队能在短时间内补充船舶,完成七次远航。”

结合所有考古发现,程远终于还原出郑和下西洋在福建的完整史迹脉络:

1. 祭祀与祈福:郑和在湄洲屿致祭天妃,铸造大小两口铜钟,大钟沉没于湄洲湾,小钟被秘密转移至南平;在泉州灵山圣墓行香,实则招募回族船员,联络西洋贸易;在长乐三峰塔寺、天妃宫祭祀,祈求航行平安。

2. 驻泊与补给:厦门鹭岛是临时补给点和商贸联络站,形成“泉州-厦门-长乐”的后勤链条;长乐太平港是核心驻泊港、修船基地和协作造船场所,秘密建造船坞,实现龙江船厂与福建船厂的协同。

3. 人才与技术:招募福建舵工、火长、通事和回族贸易联络官,组建专业团队;融合龙江宝船与福建福船的建造技术,形成“宝船+福船”的船队结构;利用三峰塔作为航标,塔刹铜盘校准导航,构建先进的航海体系。

4. 隐秘与防护:隐瞒厦门遇袭、船坞造船等史实,伪装铜钟归属,秘密转移重要物资,以防倭寇和外夷窥探,保障船队安全和核心技术不泄露。

2038年春,“郑和下西洋福建史迹考古成果展”在福州隆重开幕。南平铜钟、湄洲碑刻残片、泉州行香碑拓片、厦门礁石铭文拓片、长乐太平港船坞构件等文物一同展出,完整呈现了郑和下西洋在福建的隐秘史迹。

程远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福建的史迹调查,让我们看到了郑和下西洋的另一面——除了宣德化、柔远人的宏大使命,还有着精密的后勤保障、隐秘的军事部署、多元的人才招募和先进的技术协作。这些史迹证明,福建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据点,更是支撑远航成功的核心基地,其航海、造船技术和贸易网络,为七次远航提供了坚实保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在参观后评价:“中国考古人的系列发现,填补了郑和下西洋研究的诸多空白。福建史迹所展现的‘祭祀祈福-驻泊补给-人才技术-隐秘防护’体系,是中国古代航海文明的杰出代表,对研究世界航海史具有重大意义。”

展览闭幕后,程远站在长乐太平港的岸边,望着宽阔的江面,仿佛看到了六百年前郑和船队千帆竞发的盛况。海风带着闽江的水汽,夹杂着历史的厚重气息,让人心潮澎湃。“海探七号”的汽笛声在远方响起,下一站,他们将前往江苏太仓,探寻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遗迹,继续挖掘那段波澜壮阔的航海传奇。

程远知道,郑和下西洋的谜团还有很多,但每一次考古发现,都在一点点还原历史的真相,让那些被遗忘的史迹重见天日,让中华文明的航海智慧,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