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还在古里港的港口遗址中，发现了一批被丢弃的仿制明代瓷器残片，这些残片的工艺粗糙，釉色暗沉，明显是古里国工匠模仿大明瓷器制作的，但未被大明船队接受。“这印证了契约中的条款，”方美怿说，“大明允许文化融合，但不允许文化模仿，这种‘包容而不纵容’的态度，让‘渐霏王化’始终保持着大明文化的核心地位，避免了被本土文化同化。”
红海“天妃碑”的宗教融合与王化边界。
2034年秋，红海的阳光透过云层，照亮了阿丹港（今也门亚丁）的古清真寺遗址。“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清真寺的地基中，发现了一块明代石碑——碑体为花岗岩材质，高约1.5米，宽0.8米，正面刻着中文“天妃灵应之记”，两侧饰有中式祥云图案，中间雕刻着天妃娘娘的坐像；背面刻着阿拉伯文《古兰经》经文，字体工整流畅；碑侧则刻着一段中文与阿拉伯文的双语铭文：“永乐十四年，郑和舟师过此，祈天妃庇佑，与阿丹国穆斯林共建此碑，互尊信仰，共享和平，永结盟好。”
程远站在石碑前，目光在天妃坐像与《古兰经》经文之间来回移动，突然明白“渐霏王化”的核心边界——不是文化、制度的全盘输出，而是“尊重差异、求同存异”的包容。“资料中郑和《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说‘宣德化而柔远人’，但‘德化’不是强加信仰，而是尊重各国的宗教、习俗，”程远指着碑侧的双语铭文，“郑和船队信奉天妃，阿丹国信奉伊斯兰教，双方没有强迫对方改变信仰，而是共建双语石碑，互尊信仰，这种包容才是‘渐霏王化’的最高境界。”
在石碑旁的泥沙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宗教用品，包括中式的天妃神像残件、阿拉伯式的念珠、刻有十字纹的基督教十字架残件，以及佛教的佛珠残件等。“这些宗教用品出自同一遗址，说明当时的阿丹港是多元宗教共存的贸易枢纽，”方美怿分析道，“郑和船队没有推行单一的宗教信仰，而是尊重各国的宗教自由，这种包容态度让‘王化’的传播没有引发文化冲突，反而赢得了各国的信任——‘渐霏王化’不是文化霸权，而是文化包容。”
为进一步探究当时的宗教交流场景，程远团队对清真寺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在大殿的梁柱底部发现了混合中式榫卯工艺与阿拉伯式雕刻的痕迹，地面铺砌的青花瓷地砖上，既有伊斯兰教“星月”符号，又有中式“福”字纹样。“这些细节证明这座清真寺是中外工匠共同建造的，”郑海峰用洛阳铲探查地基，“地基的砌筑方式是中式‘三合土夯筑’，而大殿的圆顶结构是阿拉伯传统工艺，这种技术融合正是宗教包容的物质体现。”
在清真寺的藏经阁遗址，考古队发现了一本用阿拉伯文和中文双语抄写的《宗教对话录》，里面记录了郑和船队的通事与阿丹国穆斯林学者的讨论内容：“通事问：‘天妃庇佑航海，真主亦护佑众生，二者是否同源？’学者答：‘真主与天妃，皆为仁慈之神，虽名号不同，其义一也，皆愿众生平安。’学者问：‘大明推崇“仁”，伊斯兰倡导“慈善”，何以相通？’通事答：‘仁即爱人，慈善亦为爱人，天下大道，殊途同归。’”
“这本对话录是宗教融合的珍贵文献，”林珊逐字翻译道，“它证明双方不是‘各说各话’，而是真正理解对方的宗教理念，这种深度交流在古代宗教传播中极为罕见。郑和船队的‘王化’，没有试图用儒家思想取代伊斯兰教，而是寻找不同宗教的共通之处，以‘仁爱’‘慈善’为纽带，实现了宗教层面的‘渐霏王化’。”
但反转很快在石碑底部的铭文深处出现。考古队通过高清扫描技术，发现了一段被刻意磨去的中文刻字，经复原后显示为：“虽尊其教，然大明礼仪为正，君臣之序、人伦之道不可废也。”“这说明‘包容’是有底线的，”程远感慨道，“郑和船队尊重各国宗教信仰，但仍坚持大明礼仪的核心地位，认为‘君臣之序、人伦之道’是普世真理，不可动摇。这种‘和而不同、主次分明’的王化理念，既避免了文化冲突，又坚守了自身的文化立场，是一种高度智慧的外交策略。”
在阿丹港的民居遗址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明代的生活用具，包括青花瓷碗、丝绸衣物、汉字书写的《论语》残页等。“这些物品不是贸易品，而是当地居民主动购买或接受的馈赠，”林珊指着《论语》残页上的阿拉伯文批注，“批注内容多是对‘仁’‘礼’思想的解读，说明当地居民在学习大明文化，这种‘主动学习’正是‘渐霏王化’的成功之处——不是强行灌输，而是通过包容、尊重，让各国人民主动向往大明文化，进而实现‘柔远人’的目标。”
当地的宗教研究学者阿卜杜勒·卡里姆在考察后说：“这座清真寺和双语石碑，是‘中非宗教交流的活化石’。郑和船队没有推行宗教扩张，而是通过对话、包容，让不同宗教的人相互理解，这种‘以和平方式促进宗教交流’的模式，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罕见的。”
东非“三保井碑”的民生关怀与王化根基。
2035年春，东非肯尼亚马林迪的阳光格外炽烈，“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古港遗址东侧的农田边缘，发现了一口明代古井——井口用规整的花岗岩砌成圆形，直径约1.2米，井壁由砖石砌筑，缝隙间填充着糯米灰浆，这是典型的明代建筑工艺。井口旁立着一块断裂的石碑，碑体上刻着中文“三保井”，旁边的铭文依稀可辨：“永乐十五年，郑和舟师至此，凿井以济民生，教以耕种之法，当地人感其德，立碑以记，永颂其恩。”
程远蹲在井边，俯身看着清澈的井水，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仿佛能看到六百年前郑和船队凿井的场景。他突然意识到“渐霏王化”的根基——不是文化、制度的输出，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关怀。“资料中朱棣《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碑》说‘抚辑中外，悉伸生遂’，‘渐霏王化’的前提是让各国人民‘生遂’，即安居乐业，”程远指着石碑上的“凿井以济民生”，“郑和船队没有一到当地就宣扬大明礼仪，而是先解决当地居民最迫切的饮水问题，这种‘先民生，后教化’的理念，才是‘王化’能够深入人心的根本。”
郑海峰的团队对古井进行了考古钻探，发现井深约15米，井底铺着一层鹅卵石，用于过滤泥沙，井壁的砖石上还留有工匠凿刻的痕迹，部分砖石上刻着中文“龙江船厂”的字样。“这些砖石来自南京龙江船厂，是郑和船队特意带来的，”郑海峰分析道，“这证明凿井是郑和船队的既定计划，不是临时起意——他们在出发前就了解到东非部分地区缺水严重，特意准备了建筑材料和工匠，将凿井、兴修水利作为‘王化’的重要手段。”
在古井周边的农田遗址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批明代的农具，包括铁犁、锄头、龙骨水车残件，以及中国南方的占城稻种子遗存。“这些农具的工艺是明代风格，铁犁的犁铧采用了‘包钢’技术，比当时东非的木犁、石犁先进得多，”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后说，“占城稻是明代的优良稻种，具有生长期短、耐旱、高产的特点，这些种子和农具的发现，证明石碑上的‘教以耕种之法’不是空谈，郑和船队的工匠确实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了东非。”
为验证农业技术传播的效果，程远团队邀请了农业史专家对农田遗址的土壤进行分析，发现土壤中残留的水稻花粉与中国占城稻的花粉特征高度一致，且农田遗址的灌溉水渠布局呈现出中式“网格状”特征，与东非传统的“放射状”水渠截然不同。“这说明郑和船队不仅带来了稻种和农具，还教会了当地居民修建中式灌溉系统，”农业史专家说，“占城稻的引入和灌溉技术的改进，让当地的水稻产量提高了三倍以上，彻底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这是‘渐霏王化’最实实在在的成果。”
在马林迪的传统村落中，考古队还找到了几位自称“郑和后裔”的当地居民，他们的祖先曾是郑和船队的船员，定居东非后与当地居民通婚。78岁的卡玛拉老人拿出祖传的一块木牌，上面刻着中文“勤耕务本，礼义传家”，木牌的材质是中国南方的红木，边缘已经被摩挲得光滑发亮。“我的曾祖父告诉我，这是中国船员教给我们的道理，”卡玛拉老人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念着木牌上的字，“我们至今仍用中国的方法耕种水稻，过春节时会贴春联、吃饺子，这些习俗不是别人强迫的，而是我们自愿传承的，因为中国船员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老人还带着考古队来到村外的一片稻田，稻田里种植的水稻品种与中国南方的水稻极为相似。“这是‘三保稻’，是当年中国船员带来的种子，”卡玛拉老人说，“村里的老人都知道，没有‘三保井’和‘三保稻’，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每年都会在井边举行祭祀活动，纪念郑和和他的船员们。”
这种“民生为本”的王化理念，在资料中也得到了充分印证。巩珍《西洋番国志》记载：“郑和船队每到一地，必先察其民生，若有饥馑，则散粮济之；若有疾疫，则施药救之；若有水利未兴，则助其凿井、修渠；若有技艺未通，则教其耕种、纺织。”程远翻着资料，感慨道：“‘渐霏王化’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一件件民生实事，让当地居民切身感受到大明的‘德化’。当居民们喝上干净的井水、吃上充足的粮食、穿上舒适的衣物时，自然会对大明文化产生好感，进而主动学习大明的礼仪、习俗，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方式，比任何武力、制度输出都更有效，也更持久。”
在村落的祭祀遗址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明代的瓷器碎片，这些碎片来自青花瓷碗、瓷盘，上面刻着“福”“寿”“吉祥”等汉字。“这些瓷器是当地居民在祭祀时使用的，”林珊分析道，“它们不是贸易品，而是郑和船队赠予的礼物，居民们将其视为‘圣物’，在祭祀时使用，这说明大明文化已经融入了当地的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渐霏王化’真正落地生根了。”
总结：“渐霏王化”的智慧内核与历史回响。
2035年夏，“渐霏王化——郑和下西洋的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国际特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隆重开幕。展厅内，爪哇的新村金印、满剌加的三保庙碑、古里港的双语陶片、阿丹港的天妃碑、马林迪的三保井碑与“三保稻”种子、明代农具、《宗教对话录》残册等文物一字排开，配合动态演示的“郑和船队民生实践”“宗教交流场景”，完整呈现了“渐霏王化”的多维内涵与实践路径。
程远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从爪哇新村的‘以侨治侨’，到满剌加的‘制度互鉴’；从印度洋的‘贸易促文化’，到红海的‘宗教包容’；从东非的‘民生为本’，郑和下西洋的‘渐霏王化’，不是传统认知中的‘文化霸权’或‘制度输出’，而是一套集‘柔性治理、双向选择、贸易绑定、宗教包容、民生为本’于一体的文明互鉴体系。它以‘抚辑中外，悉伸生遂’为核心，以民生关怀为根基，以贸易往来为纽带，以文化包容为边界，以双向选择为前提，通过‘先利人、后化人’的智慧，让大明的文化、礼仪、制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亚非各国，实现了‘宣德化而柔远人’的目标。”
程远停顿片刻，目光扫过展厅内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与观众，继续说道：“‘渐霏王化’的智慧，在于它认清了文明交流的本质——不是强行同化，而是尊重差异；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共赢；不是靠武力威慑，而是靠民心所向。郑和船队没有用一兵一卒强迫任何国家改变信仰、制度，而是通过凿井、教耕、贸易、对话，让各国人民主动向往大明文化，这种‘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理念，是中国古代外交智慧的巅峰，也是对人类文明交流的重大贡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视频致辞中评价：“中国考古人的系列发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价值。‘渐霏王化’不是单向的文化同化，而是双向的文明互鉴；不是靠霸权强加，而是靠互利共赢赢得信任。这种‘尊重差异、寻求共识、互利共赢’的文明交流模式，对当今世界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全球化遭遇挑战、文明冲突时有发生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传承和发扬‘渐霏王化’的智慧，以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明，以互利的方式促进文明交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特展期间，程远团队还发布了《“渐霏王化”的历史实践与当代价值报告》，详细阐述了郑和下西洋“王化”理念的核心内涵、实践路径、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报告中特别指出：“‘渐霏王化’的核心智慧，在于它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文明交流的全过程——无论是解决饮水问题的三保井，还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占城稻，抑或是促进贸易的双语陶片，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以民生促交流、以交流促理解、以理解促和平’的路径，为当代国际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展览闭幕后，程远站在泉州湾的古船遗址旁，望着远方的“海探七号”——它正准备前往下一个考古目的地：南非厄加勒斯角，那里可能藏着“渐霏王化”在南半球的传播证据。海风掠过脸颊，带着海洋的咸湿气息，仿佛在回应着六百年前郑和船队的航歌，也在见证着考古人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寻。
“我们挖掘的不仅是文物，更是古人处理文明关系的智慧，”程远对身边的林珊说，“‘渐霏王化’告诉我们，文明的交流不是靠强迫，而是靠尊重；不是靠输出，而是靠共享；不是靠霸权，而是靠互利。这种智慧，在今天的世界，依然是化解文明冲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钥匙。”
林珊点头，目光望向无垠的大海——夕阳下，海面波光粼粼，仿佛无数个“王化”的印记在闪烁，记录着人类文明交流的永恒智慧，也传承着郑和下西洋背后，那份跨越时空的包容与坚守。“海探七号”的汽笛声在远方响起，新的考古旅程即将开始，而“渐霏王化”的故事，也将在更多的考古发现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