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星’就是两颗并排的亮星，”杨永积指着窗外的夜空，“在南边天空呈水平状，所以叫这个名。我们走南洋时，看它的高度就知道离满剌加还有多远。”他还拿出一个祖传的牵星板，演示如何测量“水平星七指”：“手臂伸直，板下沿对齐海面，上沿挡住水平星，正好是七指，和《郑和航海图》里‘南门双星七指’的记载一样。”
林珊用天文软件对比半人马座a、β的位置，发现这两颗星在明代的中天高度，与《郑和航海图》“锡兰山回苏门答刺过洋牵星图”中“南门双星平十五指”的注记完全吻合。“资料说‘水平星’是南门双星的俗称，现在终于找到实证了，”林珊兴奋地说，“不同地区渔民对同一颗星的不同称呼，反映的是同一种导航智慧。”
在杨永积的船舱里，程远发现了一本1950年代的航海日志，里面仍用“水平星”记录航向。“为什么不用现代仪器的名称呢？”程远好奇地问。老人笑着说：“老祖宗的法子靠谱，就算仪器坏了，看星星也能回家。郑和爷的船队能走那么远，靠的就是这些星星啊！”
程远此刻忽然理解了郑和眼中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割裂的，而是靠星辰连接的整体。从泉州的北辰星，到海南的“南挂”，再到广东的“水平星”，不同海域的星名虽然不同，但背后的导航逻辑一致。对郑和而言，每一颗被命名的星星，都是中外交流的“见证者”，船队带着这些星名知识远航，也把不同地区的航海智慧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海上认星体系”。
“海探七号”团队在南京龙江船厂遗址，发现了一块明代刻石，上面刻着“东边织女星十一指，东北织女星十二指”的字样，旁边还画着织女星的简易星图。这与资料中“东边织女星、东北织女星均指天琴座a（织女一），‘东边’‘东北’为方位名称”的结论高度契合。
“您看这块刻石的位置，”南京考古研究所的王研究员指着遗址平面图，“这里是当年的‘星象观测台’，郑和船队出发前，船工们会在这里校准星位。”刻石上的“十一指”“十二指”，与《郑和航海图》“忽鲁谟斯回古里国过洋牵星图”中“东边织女星七指”的注记，形成了完整的方位-高度对应关系。
程远用3d建模还原明代观测场景，发现当织女星出现在东边天空时，高度约为十一指；随着地球自转，织女星移至东北方向，高度升至十二指，与刻石记载完全一致。“资料说‘东边’‘东北’只是方位差异，现在有了刻石实证，这个结论就更可靠了，”程远说，“这证明郑和船队的星名记载非常严谨，方位和高度的细微变化都被准确记录下来。”
在刻石旁，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枚铜制“星位标记”，上面刻着织女星的符号和“十一指”的刻度。王研究员说：“这是当年观测时用的工具，船工们用它记录织女星的位置，确保每次观测数据一致。”
程远捧着铜制“星位标记”，指尖轻轻摩挲着刻度，忽然想起自己多年前第一次接触《郑和航海图》的场景——当时他就被图中精准的星名记载震撼，如今通过一块块文物、一个个民间传承的故事，终于把这些星名的“前世今生”串联起来。这种“追根溯源”的执着，正是他作为考古人的初心，也是他能在考古路上坚持多年的动力。
“星名考释——郑和航海图的星空密码”特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开幕。展厅内，泉州湾的星图陶罐、海南岛的《针路簿》、福建的“北舵头”示意图、广东的水平星牵星板、南京的织女星刻石，与《郑和航海图》的复刻本相互呼应，完整呈现了18个星名的考释过程。
程远在开幕式上致辞：“从‘北辰’到‘南挂’，从‘北舵头’到‘水平星’，《郑和航海图》的星名不是孤立的术语，而是连接古今、跨越地域的‘航海基因’。这些星名在民间的传承，证明郑和船队的智慧没有随历史消失，而是融入了渔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在参观后说：“这些星名考释成果，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航海者的严谨与智慧——他们给星星命名，不仅是为了导航，更是为了在茫茫大海中找到‘回家的方向’。这种对‘家园’的眷恋，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
特展期间，程远还组织了一场“古今认星”活动，邀请泉州、海南、福建、广东的老渔民和年轻考古队员一起观星。当老渔民们用方言念出“北辰指，定南北”“南挂出，往西洋”的口诀，年轻队员们用天文软件验证星位时，程远忽然意识到：考古的意义，就是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通过文物与历史对话，在星空下找到共同的情感共鸣。
展览闭幕后，程远站在泉州湾的海边，望着夜空里的北辰星。他忽然想起资料中那句“北辰星因其居北不动，地平高度等于当地纬度”，此刻的北辰星，和六百年前郑和船队观测的那颗星，没有任何区别。对郑和而言，这些星星是“平安的保障”“交流的桥梁”；对程远而言，这些星星是“历史的密码”“传承的纽带”。
“海探七号”的汽笛声在远处响起，程远知道，新的考古旅程即将开始。但无论走多远，他都会记得：每一颗被命名的星星，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礼物”，而考古人的使命，就是守护这份礼物，让它在新时代，继续照亮人类文明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