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真寺的藏经阁遗址，林珊的团队发现了一批宗教典籍：一本用阿拉伯文抄写的《古兰经》（封面用中式丝绸包裹）、一本中文的《论语》（扉页有阿拉伯文批注）、还有一本混合两种文字的“宗教对话录”，记录了船员与穆斯林学者的讨论内容：“船员问：‘何为仁？’学者答：‘仁即爱人，如真主爱世人；学者问：‘何为清真言？’船员答：‘清真言即信仰，如吾辈信仰孔子之道。’”“这本对话录是宗教交流的珍贵文献，”林珊说，“它证明双方不是‘各说各话’，而是真正理解对方的宗教理念，这种深度交流在古代宗教传播中极为罕见。”
在清真寺附近的墓葬区，考古队发现了一座明代穆斯林的墓葬——墓碑上用中文刻着“大明船员王某，信奉伊斯兰教，葬于此地，享年三十五岁”，墓中随葬品有一本《古兰经》抄本、一串念珠，还有一块刻着“忠、孝、仁、义”的中式木牌。“通过对骸骨的dNA分析，这位船员来自中国福建，生前长期在阿丹生活，”法医介绍道，“他的骨骼中残留着阿拉伯饮食特有的香料成分，证明他已深度融入当地生活；而随葬的《论语》木牌，又说明他未完全放弃中国文化根脉——这种“双重文化认同”，正是地理探索带来的宗教与文化融合的鲜活写照。”
考古队还在清真寺周边发现了一片明代“多元文化社区”遗迹：既有穆斯林的礼拜房，也有中式的祠堂；既有阿拉伯风格的商铺（出售香料、地毯），也有中国南方风格的茶馆（出土了福建产的茶具）。“在一间商铺的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一本‘双语账本’，左边用阿拉伯文记录香料销量，右边用中文记录瓷器进货量，”欧阳宗明拿起账本残页，“这证明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这里和谐共处、互利通商——宗教差异没有成为隔阂，反而因地理探索带来的交流，形成了‘和而不同’的社区氛围。”
也门宗教研究专家阿卜杜勒·卡里姆在考察后，将这座清真寺称为“中非宗教交流的活化石”。“在郑和船队到访前，阿丹的伊斯兰教传播范围主要局限于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沿海，”卡里姆说，“船队离开后，有部分穆斯林船员跟随船队前往中国，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泉州、广州等东南沿海港口——我们在也门的宗教典籍中发现记载，‘永乐十六年，十名阿丹穆斯林随中国船队前往东方，传播真主的教诲’，这与中国泉州清净寺的明代碑刻‘永乐年间，阿拉伯穆斯林来泉传教’的记载相互印证。”这种宗教传播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和平交流，为后来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让阿丹成为“中非宗教交流的枢纽”。
当地穆斯林民众在得知考古发现后，自发组织了“纪念郑和”的祈祷活动。阿丹清真寺的伊玛目说：“郑和是‘和平的使者’，他尊重我们的信仰，我们也怀念他带来的友谊。这座清真寺不仅是宗教场所，更是中非友好的见证，我们会好好保护它，让友谊传承下去。”
2029年4月，“海探七号”抵达马来西亚马六甲（明代满剌加），根据《郑和航海图》“满剌加为南洋咽喉，舟师必经之地”的注记，考古队在古港遗址发现了一座明代“宣慰司”官署遗迹——官署采用中式的“三进院落”布局，门前立着刻有“大明满剌加宣慰司”的石牌坊，院内出土的铜钟上铸有“永乐十三年，郑和督造”的字样。程远站在官署遗址前，“满剌加因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优势，成为郑和船队‘南洋航线’的关键节点，而明朝在此设立宣慰司，不仅强化了对航线的控制，更重塑了整个东南亚的政治格局。”
考古队在官署的档案室遗址，发现了一本《满剌加宣慰司政务档案》，详细记录了明朝对满剌加的治理措施：“永乐十四年，设市舶司，管理贸易；永乐十五年，派工匠教授当地造船技术；永乐十六年，协助满剌加修建防御工事，抵御暹罗入侵。”档案中还记载了满剌加国王的贡品清单：“永乐十七年，贡品：象牙二十根、犀角十枚、香料五十斤；大明回赠：瓷器百件、丝绸五十匹、铁器三十件。”“这些记载证明，明朝与满剌加的关系不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压迫关系，而是‘互助互利’的同盟关系，”林珊分析道，“明朝通过支持满剌加，确保了马六甲海峡的通航安全；满剌加则借助明朝的势力，摆脱了暹罗、爪哇的控制，成为东南亚的强国——这种‘政治+地理’的合作，重塑了东南亚的政治平衡。”
在古港的贸易区遗址，郑海峰的团队发现了大量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的货物遗存：明代青花瓷（来自景德镇、泉州窑）、印度印花布、阿拉伯玻璃器，甚至还有欧洲的玻璃珠（经检测为葡萄牙早期产品）。“这些货物证明，满剌加因地理枢纽地位，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十字路口’，”郑海峰说，“而郑和船队的到访，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国际地位——原本分散的东南亚贸易，逐渐向满剌加集中，形成了‘以满剌加为中心’的区域贸易网络，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6世纪葡萄牙入侵前。”
考古队还在遗址周边发现了一座明代“军事堡垒”遗迹，堡垒的城墙采用中式的“夯土筑城”技术，配备的火炮则是明代的“佛郎机炮”样式。“这座堡垒是明朝协助满剌加修建的，用于抵御外敌入侵，”欧阳宗明指着炮台上的火炮残件，“根据《明史》记载，永乐十八年，暹罗入侵满剌加，明朝船队出兵相助，凭借这座堡垒和火炮击退敌军——这证明地理枢纽的安全，不仅关乎贸易，更关乎区域政治稳定，而明朝通过军事合作，确保了满剌加的安全，也巩固了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在马六甲的“唐人街”，许多居民仍保留着明代的生活习俗——比如过春节时贴“福”字、吃饺子，婚丧嫁娶采用中式礼仪。70岁的居民陈亚妹家中珍藏着一本祖传的《陈氏家谱》，上面记载着“永乐十五年，先祖随郑和船队来到满剌加，任宣慰司译官，后定居于此”。“我们家族世代以翻译为业，既懂中文，也懂马来语、阿拉伯语，”陈亚妹说，“老辈人告诉我们，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也要尊重当地的文化——这种‘双重身份认同’，让我们在马六甲生活了六百年，从未与当地居民产生矛盾。”马来西亚历史学者拉赫曼在考察后说：“满剌加的考古发现，证明地理枢纽不仅塑造政治格局，更影响人的身份认同——明代船员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形成了马六甲独特的‘多元文化社群’，这种社群成为后来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的雏形。”
2029年6月，“海探七号”抵达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明代爪哇），根据《郑和航海图》“爪哇新村，唐人聚居，以农为业”的注记，考古队在泗水附近发现了一片明代农业村落遗迹——村落中有中式的灌溉水渠、水稻田遗址，出土的农具（犁、耙、水车）均为明代样式，甚至还发现了一批中国水稻种子的遗存。程远站在水稻田遗址前，“郑和船队的地理探索，不仅带来了贸易和文化，还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了爪哇农业文明的发展——这片‘新村’，就是明代农民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发的农业社区。”
考古队在村落的灌溉水渠遗址中，发现了一套完整的“龙骨水车”构件，水车的木质结构与中国南方出土的明代龙骨水车完全一致，车身上还刻着“大明永乐年制”的字样。“龙骨水车是中国古代的先进灌溉工具，能高效抽取河水灌溉农田，”郑海峰指着水车的齿轮结构，“在爪哇发现这种水车，证明明代船员将农业技术带到了这里——原本爪哇的农业以‘刀耕火种’为主，产量低下，而龙骨水车和水稻种植技术的引入，让当地水稻产量提高了三倍，彻底改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
在村落的粮仓遗址中，方美怿的团队发现了大量水稻种子遗存，经基因检测，这些种子与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品种高度一致。“占城稻是明代的优良稻种，具有生长期短、耐旱、高产的特点，”方美怿说，“根据《明史》记载，郑和船队曾从占城（今越南）带回占城稻种子，推广到中国南方；而这里发现的占城稻种子，证明船队也将其带到了爪哇——这种‘稻种传播’，是地理探索推动农业文明交流的直接证据。”
考古队还在村落的民居遗址中，发现了一批中式的生活用具（陶罐、铁锅、纺车）和农业书籍残页（《农桑辑要》抄本）。“《农桑辑要》是明代的官方农业典籍，记载了水稻种植、养蚕缫丝的技术，”林珊拿起残页，“残页上有爪哇文的批注，说明当地居民在学习中国农业技术时，还将其翻译成本土文字，方便传播——这种‘技术本土化’，让中国农业技术在爪哇落地生根，成为当地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度尼西亚农业史专家苏哈托在考察后指出，“新村”遗址的发现，改写了爪哇农业史的认知。“过去我们认为，爪哇的水稻种植技术是从印度传入的，”苏哈托说，“但‘新村’遗址的水稻种子、农具和农业书籍证明，明代中国的农业技术对爪哇的影响更为深远——占城稻的引入，让爪哇从‘缺粮地区’变成‘东南亚粮仓’，人口数量在15世纪增长了一倍，为后来爪哇文明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这种农业技术的传播，不仅改变了爪哇的经济结构，还影响了当地的饮食文化——至今爪哇人仍以米饭为主食，烹饪方式中还保留着“蒸煮”“爆炒”等中式技法。
2029年8月，“地理探索与人类文明——郑和下西洋的全球影响”国际特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隆重开幕。展厅内，南海“万里石塘屿”的航标残件、古里国贸易站的青花瓷、麻林地村落的农具、忽鲁谟斯使馆的波斯地毯、阿丹清真寺的宗教碑刻、满剌加宣慰司的铜钟、爪哇新村的龙骨水车，与《郑和航海图》的巨型复制品相互呼应，完整呈现了郑和船队地理探索对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
程远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从南海疆域的实体化界定，到印度洋贸易的双向互鉴；从东非人口的血脉交融，到波斯湾国家的兴衰转折；从红海宗教的包容传播，到东南亚政治格局的重塑；从爪哇农业的技术革新，郑和船队的地理探索，不是一次孤立的航海壮举，而是一场跨越洲际的文明对话——它证明地理不是‘隔绝的壁垒’，而是‘连接的桥梁’；文明不是‘冲突的对手’，而是‘互补的伙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视频致辞中说：“中国考古人的系列发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价值——它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巅峰，更是人类早期‘全球化’的实践。郑和船队以‘和平探索’为宗旨，以‘互利共赢’为原则，通过地理连接，推动了贸易、文化、宗教、技术的全方位交流，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期实践，对当今世界仍有重要启示。”
特展期间，来自20多个国家的学者联合发布《郑和地理探索精神倡议书》，呼吁继承和发扬“和平探索、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郑和精神，共同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斯里兰卡考古学家阿肖克说：“古里国贸易站的青花瓷告诉我们，文明交流不需要武力；肯尼亚学者穆罕默德说：麻林地的混血墓葬告诉我们，人类血脉可以交融；伊朗学者法蒂玛说：忽鲁谟斯的废弃房屋告诉我们，封闭必然衰落——这些考古发现，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展览闭幕后，程远和林珊带着团队登上“海探七号”，前往下一个考古目的地——南非厄加勒斯角，那里可能藏着郑和船队航线最南端的证据。站在甲板上，程远望着无垠的大海，手中握着一块从麻林地遗址出土的“永乐通宝”铜钱，铜钱上的锈迹仿佛还残留着东非的阳光。
“我们的考古，不仅是挖掘文物，更是挖掘‘历史的真相’，”林珊轻声说，“郑和船队的地理探索告诉我们，人类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六百年前，他们用星辰与罗盘连接世界；六百年后，我们用考古与研究传承精神。”
程远点头，将铜钱举向阳光，铜钱的边缘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仿佛与六百年前郑和船队观测的星辰遥相呼应。在这片见证了无数文明对话的海洋上，地理探索的故事还在继续，人类文明互鉴的篇章，也将在新的时代，书写更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