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沿海的季风带着咸涩的凉意掠过宁波桃花渡，程远站在古码头遗址的青石板上，手里攥着一本泛黄的《日本一鉴》，书中郑舜功记载的“永乐甲申，郑和使日，自桃花渡扬帆”字样，与眼前浑浊的甬江水形成跨越六百年的呼应。根据资料记载，这里正是永乐二年郑和率领舟师东渡日本的起航点，也是解开“郑和使日”之谜的关键遗址。
“过去学界总认为郑和航海只限于西洋，”林珊走过来，手里展开一张明代宁波府的手绘海图，图上“桃花渡—对马岛”的航线用朱砂勾勒，旁边还标注着“永乐二年，内官监郑和率舟师由此赴日”的小字，“但《筹海图编》《四夷馆考》等文献都明确记载，永乐二年倭寇犯浙直，郑和奉敕率舟师往谕日本王源道义。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找当年船队留下的实物证据，证实这条使日航线的存在。”
郑海峰扛着摄像机，镜头扫过码头水下的淤泥层，突然停在一处泛着铁锈色的区域：“程队！你们快看！水下两米处有金属反射信号，形状像是锚链！”他立刻调来便携式声呐仪，屏幕上清晰显示出一段长约五米的链状结构，链节粗壮，符合明代官用舟师锚链的规格。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换上潜水服，带着水下钻机潜入水中。甬江的能见度不足三米，探照灯的光柱里，黑色的淤泥裹着一截锈迹斑斑的锚链渐渐显露。方美怿用软毛刷清理链节上的淤泥，一枚铸有“永乐二年造”的铜质链扣赫然出现——链扣边缘还残留着龙江船厂特有的“回纹”印记。
“是郑和使日船队的锚链！”方美怿的声音通过防水麦克风传来，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碳十四检测显示，锚链的年代是1404±3年，正好是永乐二年！链扣的铸造工艺和我们在泉州‘清和号’沉船发现的锚链完全一致，证明这里就是当年船队的起航点！”
欧阳宗明则在锚链旁发现了一块残损的木质船板，板面上还残留着桐油的痕迹，边缘的榫卯结构是明代官船独有的“鱼鳞式”拼接工艺：“这应该是当年舟师船只的甲板残件，船板的木材是福建松，和《明成祖实录》记载的‘永乐二年，京卫造海船五十艘’所用木材完全吻合！”
就在两人准备拍摄锚链全景时，一艘非法采砂船突然闯入遗址海域，螺旋桨搅动的淤泥瞬间让水下能见度降至零。“快上浮！别被螺旋桨伤到！”程远在对讲机里急喊，欧阳宗明立刻护住方美怿，奋力向水面游去。
采砂船主人见考古队阻拦，竟启动采砂设备朝锚链区域作业。幸好当地文物执法队及时赶到，暂扣了采砂船。“这些人眼里只有利益，根本不管文物保护，”郑海峰气愤地拍着摄像机，“要是锚链被破坏，我们就少了关键证据！”
当晚，考古队在锚链附近设置了水下防护网，程远看着夜色中的桃花渡，感慨道：“这里不仅是航线起点，更是郑和外交智慧的见证——他带着舟师却以‘谕’代‘伐’，既震慑了倭寇，又促成了中日勘合贸易，这份胸襟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离开桃花渡，考古队沿着郑和使日航线北上，前往舟山群岛的穿山半岛——根据《筹海图编》记载，永乐二年四月，倭寇曾在此登陆，百户马兴战死，这也是郑和奉敕使日的直接原因。程远站在穿山古战场遗址的礁石上，手里捧着一本明代的《皇明驭倭录》，书中“永乐甲申，倭寇穿山、苏松，掠民财，害官吏”的记载，与眼前海浪拍打的礁石形成悲壮的呼应。
“郑和使日不是偶然，而是明成祖为解决海防危机的战略决策，”林珊指着平板电脑上的倭寇活动地图，“永乐初年，倭寇频繁袭扰浙直沿海，甚至威胁漕运通道。《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二年五月，成祖命清远伯王友率舟师巡海剿倭，但治标不治本，最终才决定派郑和出使日本，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郑海峰的声呐设备在穿山半岛外海发现了一艘小型沉船的残骸：“这艘沉船长约15米，宽5米，是典型的日本倭寇船形制。船上还发现了日本刀、铁炮等武器，以及劫掠的中国瓷器残片！”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潜入水下，沉船的船体虽已腐朽，但船尾的“倭纹”标识依然清晰。方美怿在船舱里发现了一枚日本铜镜，镜背上刻着“应永十一年”（1404年）的字样——这正是永乐二年，与倭寇犯浙直的时间完全吻合。
“这就是当年袭扰穿山的倭寇船！”方美怿激动地说，“铜镜的年代、武器的形制，都和《筹海图编》的记载一致。这艘沉船的发现，为郑和使日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实物证据，证明当时倭寇问题确实严重到需要朝廷派重臣解决！”
欧阳宗明则在沉船的货舱里发现了一块刻有“马”字的明代军牌——经过考证，这正是战死百户马兴的遗物。“马兴是永乐二年抗倭牺牲的军官，”他对着麦克风说，“军牌的发现，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当年倭寇的残暴，也更理解郑和使日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在清理沉船时，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倭寇的骸骨，骸骨旁还压着一块中国百姓的棉布残片，上面绣着“平安”二字。“这具骸骨的年龄约25岁，骨骼上有明显的战斗伤痕，”林珊看着法医报告，感慨道，“他既是侵略者，也是战争的牺牲品。而郑和使日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选择简单的军事打击，而是通过外交手段，让日本国王源道义主动擒献倭寇，实现了‘海隅绝警’的和平局面。”
当晚，考古队在穿山半岛立了一块“永乐抗倭纪念石”，程远亲自题字：“以战止战非上策，以和化戈方为智”，以此纪念当年的抗倭英雄，也致敬郑和的外交智慧。
“海探七号”穿越东海，抵达日本对马岛的严原港——根据《善邻国宝记》记载，这里是郑和使日时与日本国王源道义会面的地点，也是中日勘合贸易的起始地。程远站在严原港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本明代的《明成祖实录》抄本，书中“永乐二年，郑和谕日本王，源道义献倭寇渠魁，许十年一贡”的记载，与眼前的遗址布局完全吻合。
“郑和使日的核心成果，就是促成了中日勘合贸易，”林珊展开一张明代勘合的复制品，“勘合是中日官方贸易的凭证，分为‘日’字号和‘本’字号，日本使团持勘合来华，中国官府验证无误后才允许贸易。《四夷馆考》记载，永乐二年郑和使日后，成祖赐日本勘合百道，这标志着中日官方贸易的正式开启。”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严原港的神社遗址旁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中文和日文的对照铭文，中文部分写着“永乐二年，大明内官监郑和至，谕王擒倭，定十年一贡之约”，日文部分则记载了源道义献俘、接受勘合的过程。
“是勘合碑！”郑海峰激动地大喊，“碳十四检测显示，石碑的年代是1405±3年，正好是永乐三年，与源道义遣使献俘的时间一致！这是郑和使日外交成果的直接实物证据！”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石碑旁的泥土里发现了一枚明代铜钱“永乐通宝”，铜钱的边缘还残留着日本特有的“砂金”痕迹——这是日本商人用砂金兑换铜钱时留下的。“这枚铜钱的铸造年代是永乐元年，”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与郑和使日的时间吻合，证明勘合贸易开启后，中国铜钱迅速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要货币，进一步印证了郑和使日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