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搏斗，三名盗墓者全部被制服，缴获的青瓷残片里，有一块还刻着完整的“广州窑”字样。“幸好你们来得及时，”欧阳宗明看着被追回的青瓷，松了口气，“再晚一步，货舱里的文物就全被他们毁了，我们也无法证明唐代航线与郑和针路的传承关系了。”
回到船上，警方对盗墓者进行了审讯，得知他们是国际文物走私团伙，专门盗窃古代沉船文物，再通过黑市高价出售。“这些人太猖狂了，”程远看着审讯记录，脸色凝重，“从东非到南海，他们一路跟随着我们，就是想盗取这些珍贵的航海文物。以后我们必须加强安保，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方美怿坐在实验室里，小心翼翼地修复《航海记》。欧阳宗明端着一杯热姜茶走过来，放在她手边：“别太累了，《航海记》可以慢慢修，身体要紧。”方美怿抬起头，看着他眼里的关切，心里暖暖的：“我想尽快把《航海记》修复好，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唐代航线的细节，比如‘过马六甲海峡，用西南风’，这和郑和针路里‘过龙牙门，用乾戍针’的记载相互印证，能帮我们更清晰地梳理出航海技术的传承脉络。”
欧阳宗明在她身边坐下，陪着她一起整理《航海记》的内容。日志里不仅记录了航线的走向，还提到了船员在航行中的生活——“每日三餐，以干粮和咸鱼为主，渴则饮淡水，淡水不足时，取海水煮之”“夜航时，老水手登桅杆观星，其余船员轮流值班，警惕海盗”。这些细节，让一千两百年前船员的航海生活变得鲜活起来，也让考古队更加深刻地理解，郑和的非洲针路，是站在无数先辈的肩膀上才得以实现的。
2023年夏，“海探七号”返回中国泉州，停靠在后渚港遗址旁的码头。泉州湾的海水泛着浑浊的黄色，与南海的湛蓝截然不同，但这里却是宋元时期南海航线的重要起点，也是郑和船队“从福建五虎门开洋”的出发地。根据钮仲勋先生的研究，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东方第一大港”，无数商船从这里出发，沿着南海航线前往东南亚、南亚和东非，为郑和下西洋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地理知识。
程远站在后渚港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本元代的《岛夷志略》，汪大渊在书中记载的“自泉州出发，经万里石塘，至层拔国（今桑给巴尔）”的航线，与《郑和航海图》的东非针路几乎完全一致。“宋元时期是郑和针路的成型期，”他指着遗址旁的一块宋代石碑，石碑上刻着“通远王庙”四个大字，“这是宋代船员祭祀海神的庙宇，庙里的碑文中记载了‘舟行万里，唯赖针盘’，说明宋代已经开始使用罗盘导航了——这是航海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为郑和针路的精准性奠定了基础。”
林珊正带领考古队员清理古码头的泥沙，突然，一名队员大喊：“珊姐！这里有一张海图残片！”林珊立刻跑过去，只见泥沙里露出一角泛黄的纸张，上面还能看到模糊的线条和文字。“小心点，用软毛刷清理，别弄坏了。”她叮嘱道，亲自蹲下身，用软毛刷一点点拨开泥沙，一张宋代海图的残片渐渐显露出来。
海图上用墨线勾勒出南海的岛礁分布，标注着“万里石塘”（今南沙群岛）、“千里长沙”（今西沙群岛）等名称，还有简单的针路方向——“从泉州至占城，用丁未针三十更”。“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南海针路海图！”林珊激动地说，“海图上的‘丁未针’对应现在的202.5度，和《郑和航海图》里‘泉州—占城’段的针路完全一致！而且海图上还标注了‘暗礁’‘浅滩’的位置，说明宋元时期的船员已经对南海的地理环境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后渚港的一座宋代古墓里，发现了一块刻有“航海针路”的石碑。石碑上详细记载了“从泉州至三兰国，用坤申针六十更，经万里石塘，过马六甲海峡，抵层拔国”的航线，还标注了沿途的补给点和危险海域。“这是宋元时期针路的实物证据！”程远激动地说，“石碑的年代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比郑和下西洋早了两百多年。石碑上记载的‘坤申针’对应现在的232.5度，和《郑和航海图》里‘泉州—摩加迪沙’段的针路完全吻合，证明郑和的非洲针路，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对宋元时期南海针路的继承和发展！”
方美怿在古墓里还发现了一枚宋代的罗盘，罗盘的盘面刻着二十四向刻度，指针指向“坤申”方向——这与石碑上记载的针路方向一致。她用光谱仪检测罗盘的成分：“铜锡比例是9:1，和明代官窑制作的罗盘完全一致，说明从宋到明，罗盘的制造技术一脉相承，没有本质的变化。而且这枚罗盘的刻度非常精准，误差不超过1度，为郑和针路的精准性提供了技术保障！”
在清理古墓时，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宋代水手的骸骨，骸骨蜷缩在棺材里，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本《航海针路手册》和一枚罗盘。经过法医检测，骸骨的年龄约40岁，骨骼上有明显的劳损痕迹，尤其是膝盖和腰椎，符合水手长期划船、站立的职业特征。牙齿里还残留着波斯枣的成分——这与唐代杜环在《经行记》中记载的“摩邻国（今马林迪）人餐鹘莽（即波斯枣）”完全吻合。
“这具骸骨很可能是一位长期从事南海贸易的水手，”林珊看着检测报告，眼里满是敬意，“他牙齿里的波斯枣成分，说明他曾跟随商船抵达东非，亲身走过‘泉州—层拔国’的航线。而他手里的《航海针路手册》，很可能是他毕生航海经验的总结，可惜纸张已经腐朽，只剩下几页残片。”
方美怿小心翼翼地将残片放在无菌托盘里，用显微镜观察：“残片上还能看到‘用坤申针，过万里石塘’的字样，和石碑上的针路记载完全一致。这说明宋元时期的水手已经形成了系统的针路记录方法，这种方法后来被郑和船队继承，才有了《郑和航海图》里详细的针路标注。”
欧阳宗明则在骸骨旁发现了一枚铜制的“牵星板”——这是宋元时期船员用来观测星象的工具，板面上刻着刻度，与郑和船队使用的“牵星术”工具形制完全相同。“这枚牵星板太重要了，”他激动地说，“它证明了从宋元到明代，‘牵星术’一直是中国航海的核心技术之一。郑和船队在非洲针路中‘夜观北极星，昼看太阳’，正是对这种技术的完美继承和应用！”
为了还原这位宋代水手的航海经历，考古队邀请了法医和历史学家共同研究。根据骸骨的磨损程度和同位素分析，他们还原出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这位水手名叫陈阿福，泉州人，从15岁起就跟随商船出海，一生航行于南海和印度洋，曾多次抵达东非的层拔国。在他40岁那年，因常年航海积劳成疾，病逝于泉州，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航海针路手册》、罗盘和牵星板一同下葬，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继续“航行”。
“陈阿福的故事，不是个例，”程远站在古墓旁，感慨地说，“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有无数像陈阿福这样的水手，用一生的时间探索南海航线，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地理知识。正是因为有了他们，郑和船队才能在短时间内开辟出庞大的非洲针路网络，完成震惊世界的航海壮举。”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得知考古队的发现后，特意为陈阿福设立了纪念展区，将他的骸骨（经过科学处理后）、罗盘、牵星板和《航海针路手册》残片一同展出。开展当天，陈阿福的后人特意赶来，对着展区深深鞠躬：“没想到我们的祖先竟然是这么伟大的航海家，我们为他感到骄傲！”
程远看着这一幕，心里满是欣慰：“考古不仅是挖掘文物，更是打捞被遗忘的历史，让那些无名英雄的故事被永远记住。陈阿福的故事，让我们更加明白，郑和的非洲针路不是孤立的奇迹，而是一代代中国水手用生命和汗水铺就的辉煌。”
2023年秋，“郑和非洲针路与南海航线传承”特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隆重开幕。展厅外，巨大的横幅上用中英文写着“跨越两千年的航海传承——从汉代航标到郑和针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游客和航海爱好者。
展厅内，汉代的西沙航标石板、唐代的苏门答腊沉船青瓷、宋代的泉州海图残片和罗盘、元代的《岛夷志略》抄本、明代的马累岛针路碑和基尔瓦远洋日志一字排开，形成一条清晰的“航海技术传承线”。每个展品旁都配有详细的说明牌，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讲述着从汉代到明代南海航线的发展历程，以及非洲针路如何在这种传承中最终成型。
在展厅的核心区域，摆放着一张巨大的“中国南海航线传承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标注出汉代、唐代、宋元、明代的南海航线，其中明代的非洲针路用红色线条突出显示，与其他时期的航线重叠处用闪烁的灯光标注。“从汉代的‘唯望星宿’，到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再到宋元的罗盘针路，最后到明代的非洲针路，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从未中断，”程远站在地图旁，向参观者介绍，“汉代的航标为航线提供了安全保障，唐代的远洋贸易积累了地理知识，宋元的罗盘和牵星术奠定了技术基础，而郑和船队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这些优势整合起来，开辟出连接亚非的庞大针路网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在开幕式上，为考古队颁发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中国考古人用严谨的工作，梳理出南海航线两千年的传承脉络，证明了郑和非洲针路不是偶然的壮举，而是中国古代航海文明长期积累的结晶。这些文物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向世界展示了和平、合作、包容的航海精神，这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展览期间，考古队还举办了“南海航线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中国、印尼、肯尼亚、索马里等国的学者，共同探讨南海航线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会上，程远提出了“共建南海航线文化遗产走廊”的倡议，得到了各国学者的一致响应。“南海航线不仅是古代的贸易通道，更是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程远说，“我们希望通过共同保护、研究和展示这些航海遗产，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