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宫遗址的石碑林中，欧阳宗明发现了一块刻有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对照石碑。中文部分写着“永乐十二年，大明船队抵麻林地，赠瓷器百件，苏丹侯赛因·伊本·苏莱曼回赠象牙五十斤”，阿拉伯文部分则详细记载了双方的贸易约定。
“这是证明‘麻林地’即基尔瓦的最直接证据！”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石碑，“石碑的年代是永乐十二年，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时间一致。上面提到的苏丹侯赛因·伊本·苏莱曼，正是马赫迪里朝在位的苏丹，与资料记载完全吻合。”
郑海峰的摄像机在王宫的仓库区捕捉到大量的明代青花瓷和丝绸残片，还有几枚刻着“麻林地”字样的铜制印章——印章的形制与明代官用印章一致，显然是郑和船队赠予基尔瓦苏丹的礼物。
“根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十五年，麻林地曾派使者到中国，献上‘麒麟’（长颈鹿），”程远说，“我们在仓库区发现的‘麒麟’雕像，与基尔瓦铭文上的描述完全一致。这证明‘麻林地’不仅是贸易港口，更是郑和船队传递友谊的重要节点。”
在清理王宫遗址的过程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座土坑墓，墓中出土了一具骸骨和一本用羊皮纸写的日记。日记用阿拉伯文写成，经翻译，内容是基尔瓦苏丹国宰相的记录：“永乐十六年，苏丹侯赛因去世，弟弟穆罕默德继位，大权落入各地埃米尔之手。大明船队再次来访时，港口已乱作一团，船员们帮助我们平息了叛乱，留下一批瓷器和粮食后离去。”
骸骨的检测结果显示，墓主人年龄约50岁，骨骼上有明显的刀伤痕迹，死亡时间与日记记载的“叛乱时期”一致。“这具骸骨很可能就是那位宰相，”林珊感慨地说，“他见证了基尔瓦苏丹国的兴衰，也见证了郑和船队与基尔瓦的友谊。他的故事，让我们更加了解‘麻林地’背后的历史变迁。”
考古队的最后一站是肯尼亚的蒙巴萨——这里是《郑和航海图》中“门肥赤”的所在地，也是过去学界争议最大的地名之一。程远站在蒙巴萨的耶稣堡遗址前，手里拿着《郑和航海图》和16世纪葡萄牙人的航海日志，两者对蒙巴萨港口的描绘惊人地相似。
“过去有学者将门肥赤误认作马非亚岛，”林珊解释道，“但《郑和航海图》明确将其标在蒙巴萨半岛，且阿拉伯文《基尔瓦编年》中，蒙巴萨的古名为‘anfasat’，与‘门肥赤’的发音高度吻合。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用考古证据彻底结束这场争议。”
在蒙巴萨的古港口遗址下，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的残骸。沉船的船体长度约55米，与“清和号”补给船的尺度一致，船板上刻着“永乐十四年造于龙江船厂”的字样。
“这是郑和船队的船只！”方美怿激动地说，“船上发现的瓷器残片和‘永乐通宝’铜钱，与曼布鲁伊、基林迪尼遗址出土的文物完全一致。这证明‘门肥赤’即蒙巴萨，是郑和船队在东非的重要停泊港。”
郑海峰的摄像机在沉船的货舱里捕捉到一件珍贵的青铜雕像——雕像描绘的是郑和与蒙巴萨酋长握手的场景，底座刻着“大明永乐十五年，郑和与门肥赤酋长结盟”的字样。“这尊雕像不仅证实了‘门肥赤’即蒙巴萨，还记录了郑和船队与当地部落的友好互动，”郑海峰兴奋地说，“这是我们这次考古最重大的发现！”
考古队带着在东非的所有发现返回中国。在“郑和下西洋非洲地名考古成果展”上，曼布鲁伊的“慢八撤”瓷片、基林迪尼的“葛答干”盟约令牌、基尔瓦的“麻林地”铭文、蒙巴萨的“门肥赤”青铜雕像一字排开，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学者和游客。
程远站在展台前，向参观者介绍：“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我们沿着《郑和航海图》的足迹，纠正了过去对东非地名的诸多误解——‘慢八撤’即曼布鲁伊，‘葛答干’即基林迪尼，‘麻林地’即基尔瓦，‘门肥赤’即蒙巴萨。这些发现不仅还原了郑和船队的东非航线，更证明了明代中国与东非各国的深厚友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为考古队颁发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杰出贡献奖”：“中国考古人用严谨的工作，解开了《郑和航海图》中的非洲地名之谜，为世界航海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这些文物是不同文明和平交流的见证，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展览结束后，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带着五岁的欧阳海禾来到泉州湾的“清和号”复原模型旁。孩子手里拿着一个迷你版的《郑和航海图》，指着上面的东非地名，奶声奶气地说：“爸爸，妈妈，这里是慢八撤，这里是麻林地，以后我也要像你们一样，去这些地方寻找大船的故事！”
程远和林珊站在不远处，看着这温馨的一幕，相视而笑。林珊靠在程远肩上：“你看，我们的考古事业有了传承，郑和的精神也有了新的守护者。”
程远握住她的手，眼里满是欣慰：“是啊，只要还有人愿意为历史坚守，为友谊前行，郑和的故事就永远不会落幕。而那些被我们重新解读的非洲地名，将永远见证着中国与东非跨越六百年的友好往来。”
夕阳下，泉州湾的海水泛着金色的光芒，“清和号”的复原模型在余晖中熠熠生辉，仿佛一艘真正的宝船，正扬帆起航，再次驶向那片承载着友谊与传奇的东非海域。而程远和他的伙伴们，也将继续在考古的道路上前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也是属于中国海洋文明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