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的排水道里，淤塞物中混着个青铜令牌。程远用毛刷清理表面的泥垢，“亚烈苦奈儿”的斯里兰卡文名号虽被砍凿过，仍能辨认出国王称谓：“是被生擒的锡兰山国王信物！”他想起《明成祖实录》“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头目”的记载，“这应该是当年明军缴获的。”
令牌的夹层里藏着半张羊皮纸，上面用朱笔标注着“王城守军五千，皆在东门”，旁边还有个简易的地形图，标出了三条隐蔽的小路。程远对照《明史》“和由间道急攻王城”的记载，发现图中标注的路线与考古发现的城墙缺口完全吻合：“是郑和的侦察记录！”
当dNA检测报告出来时，程远正在绘制战场复原图。报告显示箭杆上的血迹属于南亚人种，与当地出土的锡兰山士兵骸骨基因一致：“《明史》说‘番军复围城，交战数合，大败之’，这就是物证。”他突然注意到令牌边缘的牙痕，“亚烈苦奈儿被擒时可能咬过这令牌，是不甘还是绝望？”
暮色中的王城遗址渐渐被雾气笼罩，程远望着远处的佛牙寺方向，林新宇的团队还在加班清理那块布施碑。第三次下西洋的历程，就藏在这刀光剑影与香火缭绕之间——既有扞卫正义的锋芒，也有尊重文明的温度。
苏门答刺“乱港”的红树林里，郑海峰的橡皮艇正碾过盘根错节的气根。当他拨开垂落的气生根，一艘倾斜的明代战船残骸突然暴露在林间空地——涨潮时的海水将它从海底托起，又被退潮留在了这片泥泞的树林里。
“是‘清和号’的姊妹船！”郑海峰认出船尾的“水师左营”标记，与太仓卫出土的军船铭文一致。他戴上潜水镜潜入船身周围的浅滩，货舱里的“军用水壶”上，“永乐十年制”的款识在水光中若隐若现。
壶旁的《平乱日志》被桐油布包裹着，麻纸页面上“生擒伪王苏干刺，斩首五千级”的记录墨迹淋漓，显然是在激战中仓促书写。郑海峰数着日志里的伤亡数字：“明军阵亡三十二人，苏干刺党羽被斩五千——《明史·苏门答刺传》说‘其王遣使入谢’，看来这场内乱确实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沉船的兵器舱里，一把双刃剑引起了郑海峰的注意。剑身刻着“大明水师”的篆字，剑柄却是阿拉伯式的缠银工艺，护手处还镶嵌着颗蓝宝石。他请随队的兵器专家测试，发现剑身长三尺七寸，既适合明军的劈砍技法，也能使出当地的刺击招式：“是为适应异域战场改良的武器，《星槎胜览》说‘和军习蕃式战法’，这就是实证。”
当潮水开始上涨时，郑海峰指挥队员用防水布覆盖沉船。红树林的气根在晚风中摇曳，像无数双守护的手。他突然想起日志里“和令勿扰平民，只剿乱党”的批注，这或许就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留给苏门答刺的礼物——不是征服的伤痕，而是安宁的希望。
柯枝“封山碑”遗址的石缝里，张瑜的指尖触到块冰凉的金属时，热带的阳光正穿过椰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她用毛刷清理掉苔藓，“永乐十五年”的款识突然在光斑中显现——碑文中“赐印封山，永固疆圉”的字样，笔画间还残留着金粉，在阳光下闪烁。
“是第五次下西洋的封赐碑！”张瑜数着碑侧的“镇国宝石”基座，发现有十二个凹槽，与《明成祖实录》“赐十二颗宝石镇国”的记载吻合。她突然注意到碑身的莲花纹里嵌着颗红宝石，切割工艺带着明显的印度风格，“是当地工匠后来镶嵌的，看来这碑被柯枝人当成了国宝。”
在柯枝王宫遗址的窖藏里，张瑜发现了个鎏金铜盒。打开的瞬间，一枚金牌滚落出来——正面“柯枝国王印”的汉文与背面阿拉伯文的“臣服大明”，在手电筒光下相互映照。金牌的丝绦上系着张桑皮纸，上面用朱笔写着“贡品：胡椒三千石、红宝石百颗、象牙十对”，笔迹与古里石碑上的“永昭万世”如出一辙。
“是郑和亲自审核的清单！”张瑜比对纸上的朱砂印章，与龙江船厂出土的“郑和之印”完全相同。她突然注意到清单边缘有处修改痕迹，“原拟贡狮三只，后改为二只，或许是考虑船舱空间。”
当张瑜把金牌放进恒温箱时，柯枝博物馆的馆长送来一本当地编年史。其中记载着“永乐十五年，中国使者郑和为柯枝划定疆界，立石为记，自此无邻国侵扰”，与碑文“永固疆圉”的记载相互印证。她突然明白，这块封山碑守护的不只是疆土，更是柯枝百姓对和平的期盼。
忽鲁谟斯“码头遗址”的黄沙在林珊脚下流淌，她的手铲触到硬物时，夕阳正把影子拉得很长。当她拂去浮土，一陶罐“永乐通宝”突然暴露——铜钱用红绸包裹着，每枚的边缘都有均匀的磨损痕迹，显然经过长期流通。
“是第六次下西洋的贸易货币！”林珊数着钱串的数量，共一百八十枚，与《明史·忽鲁谟斯传》“番人重中国铜钱”的记载吻合。她比对钱串的编织方式，发现与红海吉达港沉船的技法相同，“证明贸易网络已贯通波斯湾。”
陶罐旁的《通使记录》用波斯文写着：“永乐十九年，十六国使臣随中国宝船入贡，携贡品骆驼百头、香料千担。”林珊在记录的夹页里找到张星图，中国的二十八宿与阿拉伯的黄道十二宫用不同颜色标注，“是航海观测图！”图上“忽鲁谟斯北极高度”的标注，与现代测算的误差不超过半度。
记录末尾的贡品清单上，“麒麟一只”的字样让林珊笑了——她知道那是长颈鹿。但在明代，这种“麋身牛尾，肉角”的异兽被视作祥瑞的麒麟，《明实录》里详细记载了它随船队入贡的场景。她突然注意到清单边缘有处朱笔修改：“原拟贡狮三只，后改为二只”，墨迹与郑和在柯枝清单上的修改如出一辙，“是他担心船舱空间不足，特意调整的，太注重细节了。”
码头的了望塔遗址里，林珊还发现了个铜制“测深锤”。锤底的凹槽里残留着沥青，与《郑和航海图》记载的“以沥青粘泥沙测水深”的方法完全吻合。锤身刻着“大明工部造”，刻度却标着阿拉伯文的“腕尺”，“是中西合璧的航海工具！”她根据刻度推算，这把锤子能测量最深三十丈的海水，“足够应付波斯湾的浅滩了。”
当暮色笼罩忽鲁谟斯，林珊望着远处的霍尔木兹海峡。六百年前，郑和的船队就是从这里进入波斯湾，将中国的瓷器、丝绸换成当地的香料、宝石。而那些流通的永乐通宝，就像无声的信使，在不同文明间传递着贸易的密码。
长乐“太平港”的天妃宫遗址，程远的洛阳铲带出片带着墨迹的宣纸时，梅雨季的雨水正淅淅沥沥地下着。他用塑料布覆盖住发现点，蹲下身小心翼翼地剥离泥层——宣纸上“宣德六年闰十二月”的字样在雨雾中渐渐显形，是第七次下西洋的纪年。
“是《开洋清单》！”程远的声音在雨里有些发颤，他数着纸上的船舰数量：“宝船六十三艘，马船一百艘，粮船六十艘……合计二百零八艘，与祝允明《前闻记》的记载分毫不差。”清单上详细记录着每艘船的定员：“宝船三百人，含医士二名、火长一名”，与古里沉船出土的《人员名册》完全对应。
最让程心揪紧的是清单末尾的“伤亡记录”：“水手林三，闽县人，宣德六年闰十二月卒于福斗山，葬于山之阳”。他立刻想起福斗山遗址出土的那方无名墓碑，碑上模糊的“闽”字残痕终于有了归宿。“是真实的生命故事，”程远的指尖拂过那行字，墨迹里还带着雨水晕染的痕迹，“这应该是出发前最后更新的记录。”
天妃宫的香炉灰烬里，张瑜筛出了块丝绸残片。宝蓝色的缎面上，缠枝莲纹间绣着个微型“郑”字，与“清和号”沉船的瓷器标记相同。残片包裹的龙涎香碎末，经检测来自阿拉伯海的哈德拉毛地区，“是郑和从忽鲁谟斯带回的贡品，却用来祭祀天妃。”香灰中的碳十四测年显示为宣德六年，正是他最后一次出海前。
当雨停时，程远和张瑜站在太平港的码头遗址上。潮水退去的滩涂里，还能看见当年宝船停泊的柱洞。程远想起清单里的“医药箱五十具”，突然明白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的牵挂——林三和其他没能回来的水手，他们的名字或许没被载入史册，却永远刻在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上。
盗墓者王奎的团伙在古里碑亭遗址被当地警方抓获时，程远正在给石碑做拓片。王奎的洛阳铲尖距离碑身只有不到十厘米，探杆上还沾着与碑面相同的朱砂。从他们背包里搜出的设备中，有本翻得卷边的《瀛涯胜览》，“古里多宝”四个字被红笔圈了又圈。
“你们知道这碑的价值吗？”程远把《舶货账》复印件放在王奎面前，“郑和来这里不是为了抢宝，是为了贸易和友谊。”他指着账上“瓷器换胡椒”的记录，“这些交易让古里成为‘诸蕃要会’，这种繁荣比任何黄金都珍贵。”
王奎盯着碑文中的“友谊”字样，突然从怀里掏出块碎瓷片——是他偷偷从沉船遗址捡的，上面的缠枝莲纹与碑亭附近的瓷片完全相同。“我爷爷说，他爷爷见过中国船，”王奎的声音有些沙哑，“原来他们真的不是来抢东西的。”
古里的夜晚，程远和张瑜、郑海峰、林新宇及林珊坐在碑亭遗址旁。远处的印度洋浪涛拍岸，像在重复六百年前的节奏。当地学者用泰米尔语朗读三体碑文，张瑜跟着波斯文的发音轻声跟读，郑海峰展开的航线图上，无数个光点在黑暗中闪烁——那是郑和七下西洋经过的每一个港口。
“你说林三临终前，会不会望着家乡的方向？”林新宇突然开口，他手里捏着从福斗山带来的墓砖，上面的青苔还带着湿润的光泽。程远想起《前闻记》里“七月六日到京”的记载，那些平安归来的人，和永远留在异乡的林三，共同写就了这段历史。
张瑜从帆布包里取出片从古里碑上取下的贝壳，在月光下泛着珍珠母的光泽。“所谓诸蕃要会，”她轻声说，“不只是货物的交换，更是人心的相通。”程远点头，他想起在忽鲁谟斯发现的星图，中国的二十八宿与阿拉伯的黄道十二宫能在同一张图上和谐共存，这或许就是郑和留给世界的启示。
当第一颗星出现在古里港的夜空，程远在考古日志上写下：“从第一次到第七次，从中国到诸蕃，郑和用二十八载证明：海洋从来不是隔绝的屏障，而是连接的纽带。他的航船载着的不只是货物，更是理解与尊重。”
日志的夹页里，他放进了片从古里带来的珊瑚。在星光下，这来自深海的馈赠仿佛仍在呼吸，像在诉说着一个简单的真理：所有伟大的航行，最终都是为了让不同的文明学会共处。而那些散落各地的文物——石碑、沉船、账本、甚至一枚普通的铜钱，都是这场伟大实践的见证者，它们在时光中低语，提醒着我们：最辽阔的不是海洋，是包容不同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