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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波斯晨雾(1 / 2)

(一)

波斯湾的晨雾刚漫过霍尔木兹岛的珊瑚礁,程远手中的潜水瓶就撞到了块带字的船板。

船板边缘的阿拉伯纹饰里,藏着半个“杨”字,笔锋的提按与杨廷璧文书如出一辙——捺笔末端的分叉,与泉州出土的“杨枢航海记”木牍完全吻合。“碳十四测年是大德十一年。”他用防水笔拓下字迹,船板内侧的火灼痕迹突然显露出三行小字:“首航忽鲁谟思,载白马三匹;再航苏木都剌,得琥珀十斤;三航……”后面的字迹被藤壶啃噬得模糊,却在水下荧光灯下显露出“俱兰”二字——正是杨廷璧三使之地,与《金华黄先生文集》记载的“杨枢继廷璧之迹,通贸于俱兰”完全对应。

张瑜抱着刚修复的《杨枢市舶图》走来,图卷的麻布泛着海泥的青黑色,边缘的水渍晕染恰好组成了“大德五年”的字样。

这幅海图长约八尺,是用骆驼毛与棉线混纺的“波斯布”,纤维中含有的海盐成分显示它曾随船远航三次。“你看这货舱标注。”她指着图中从忽鲁谟思到泉州的虚线,与程远发现的船板上的“三航”记载完全吻合,“杨枢确实继承了杨廷璧的航线,图上标注的‘稻种舱’,容量正好是五十石,与《岛夷志略》记载的‘每舶携稻种五十石,沿途贸易’完全一致。”

海图角落用波斯文写着“水程五月”,墨迹里的炭黑成分与船板上的“杨”字同源,都是波斯湾特产的油松烟。

郑海峰的潜水服还在滴水,从霍尔木兹海峡打捞的青铜灯座上,“市舶司”三字烙印被海水侵蚀得只剩轮廓,却在底座刻着个极小的“枢”字。这盏灯座的造型融合了中国的“豆形灯”与阿拉伯的“多枝灯”,灯柱上的缠枝纹里,藏着稻穗图案——每粒稻壳的纹路都与僧伽耶山石窟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是杨枢的私物。”他用激光测量灯座的照度,发现灯光投射的影子正好组成“杨”字,“《海运千户杨枢墓志铭》说他‘每夜观灯记程’,这应该就是那时的记程工具。”灯座的油污层里裹着半片棉织物,纤维上的染料与俱兰国出土的元代棉布完全相同,是用当地特有的茜草与靛蓝混合染制的。

林珊在整理伊朗国家图书馆的档案时,发现了卷被虫蛀的《蕃客账》,残存的纸页上用汉文与波斯文交替记录着:“大德八年,杨枢以稻种二十石换忽鲁谟思葡萄酒百坛。”纸页的边缘还粘着半粒葡萄籽,基因测序显示与法国波尔多的古代葡萄品种同源,证明是经波斯中转的欧洲物产。她突然想起程远发现的船板,将账册残页与船板拼合,正好补上“三航俱兰,以稻种易胡椒三百斤”的字样。“是第三次远航的记录!”她指着账册旁画的简易天平,左侧标注“稻种一石”,右侧标注“胡椒三十斤”,与《岛夷志略》记载的“俱兰胡椒价,每石稻易十斤”相比,显然杨枢凭借杨廷璧留下的贸易关系,拿到了更优惠的兑换比例。

潜水钟沉入俱兰港外的第二处沉船遗址时,程远盯着舷窗外的货舱。整排陶罐整齐码放着,罐口的封泥上印着“杨记”朱印,印泥中的朱砂成分与《杨枢市舶图》的墨迹完全相同。郑海峰操控机械臂移开最上层的陶罐,成了“枢”字——与灯座上的笔迹分毫不差,笔画深度约0.1毫米,应该是用竹片划刻的。

“是杨枢第三次远航的货船!”程远放大舱壁的水浸痕迹,发现与《蕃客账》记载的“舟漏,稻种湿半”完全吻合,舱底的木板缝隙里,还残留着胡椒颗粒,经检测与俱兰国的胡椒标本属于同一品种。

(二)

张瑜在清点出水文物时,指尖被枚金质符牌划破。符牌长约三寸,宽一寸,正面的缠枝纹里,藏着“忠显校尉”四字,背面却刻着波斯文“真主保佑”,两种文字在显微镜下形成奇妙的重叠——汉字的捺笔恰好组成阿拉伯文的“安拉”字样。“是杨枢的身份凭证!”

她突然想起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那枚“海道都漕运万户府”铜印,印文的边框纹饰与符牌上的缠枝纹如出一辙,连线条的粗细都分毫不差。“《元史》说杨枢‘以功授忠显校尉’,这枚符牌应该就是那时所赐。”符牌的夹层里藏着片晒干的稻叶,叶脉纹路与僧伽耶山石窟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叶柄处还系着半段波斯绸,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0根,与伊朗出土的元代丝绸标本一致。

深夜的实验室里,程远对着质谱仪分析沉船出土的谷物。在稻米的峰值旁,突然出现个异常波峰,与波斯湾出土的元代陶器上的“粮纹”图案完全一致——含有0.15%的葡萄酸。“是混合粮!”他翻出林珊找到的《蕃客账》,波斯文记载的“稻与葡萄粉各半,酿酒”正与波峰数据对应,“他们把俱兰稻种和波斯葡萄粉混在一起酿酒,这是为了适应远洋航行中的储存需求。”

他突然注意到谷壳上的霉斑,菌丝的分布与杨枢灯座的光照范围完全吻合,显然是船员用灯光晾晒稻种时留下的痕迹。

林新宇在清理船医舱时,发现个银制药盒,锁扣上刻着“那怀”的名字,字体是波斯文,笔画中掺着细小的绿松石粉末。药盒的银质成分显示含银量达95%,是典型的波斯“雪花银”工艺,与伊朗出土的元代银器完全相同。盒内的药膏残留物检测显示含有玫瑰精油与橄榄脂,比例为1:3,与《回回药方》记载的“润肤方”完全吻合。“是伊利汗国使者那怀的遗物!”他指着药盒内侧的汉文标签,“大德十一年制——正好是杨枢护送那怀回国那年。”药膏里还掺着少量的稻糠油,这是中国特有的药材辅料,显然是杨枢从泉州带去的,脂肪酸组成与僧伽耶山石窟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

当中伊学者在联合实验室拼合《蕃客账》与沉船文物时,程远突然注意到货舱木板的拼接方式很特别。用激光扫描后,三维图像显示这些木板组成了“忽鲁谟思港”的地形,码头的水深数据与《岛夷志略》记载的波斯古港完全一致,误差不超过一尺。

木板的隼卯结构呈“燕尾式”,与杨廷璧使团的“阶梯式”不同,显然是为了适应波斯湾的浅滩特意改良的。“是港口地图!”他调出伊朗的卫星地图,木板的榫卯处竟与现代港口的防波堤位置精确对应,“杨枢在船板上标记了最佳停泊点——难怪第三次远航能顺利卸货。”最外侧的木板上,还刻着行小字:“马合麻同在此”,笔迹与俱兰国出土的伊斯兰学者马合麻的手稿完全相同,撇笔处的弯曲特征极为明显。

(三)

盗墓团伙的新据点在阿曼被捣毁时,警方搜出了批令人震惊的文物:其中件元代金器的表面,用汉文刻着“杨枢珍藏”,底座却镶嵌着明代的钻石。程远拿着检测报告指出:“这是用元代使团遗物改的赝品,钻石的荧光反应显示是南非产出的,大德年间还没传入波斯湾。”但金器内侧的丝织物却是真的,上面用汉文绣着“俱兰—忽鲁谟思”航线,与《杨枢市舶图》完全吻合——显然是盗墓者根据真线索伪造文物,丝织物的纤维碳十四年代确为大德十一年,含有的羊毛成分与波斯湾出土的元代毛毯一致。

从盗墓者的审讯录像里,程远发现他们的头目竟是之前在斯里兰卡落网的朱世昌的同伙,名叫阿米尔,是波斯湾的古董商人。他声称“要把杨枢的宝藏运回阿拉伯”,却不知道自己最看重的金器是赝品,真正值钱的是那片绣着航线的丝织物。“他们总以为宝藏是金银,”程远对张瑜说,“却不懂杨枢在《航海记》里写的‘最珍贵的货物,是能发芽的种子’。”

次年旱季,中伊联合考古队在忽鲁谟思古城遗址展开发掘。程远的洛阳铲刚探入地下四米,就带出片带釉的瓷片,釉色白中泛青,是典型的元代枢府窑特征,胎土中的钙含量为8%——这种“高岭土”成分与泉州出土的杨枢使团瓷器完全一致。往下清理时,整座仓库渐渐显露出来:呈正方形,边长约八米,墙壁的夯土中掺着的稻壳与俱兰沉船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碳十四年代集中在大德十一年前后。

陶罐里的稻种虽已脱水,但仍能提取出完整的dNA,与僧伽耶山石窟的稻种序列完全相同,只是多了组抗干旱基因——显然是为了适应波斯湾的沙漠气候。“这才是杨枢第三次远航留下的储备粮。”程远将稻种放在显微镜下,“他们在忽鲁谟思建立了中转站,罐底的‘枢’字与船板上的笔迹如出一辙。”更惊人的是,仓库角落的石台上,还放着半块铜镜,镜面反射的光斑在墙上形成的图案,正好是《杨枢市舶图》里的波斯湾航线——与杨廷璧在僧伽耶山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见这种导航方式在使团中代代相传。

张瑜在仓库的泥土里,发现了些散落的银币,一半是元代的“至大通宝”,一半是波斯的“伊尔汗银币”,边缘都有相同的切割痕迹,显然是被同一把刀分割过。“至大通宝”的钱文是汉文,与泉州出土的官铸钱币完全相同;伊尔汗银币的正面是阿拉伯文“清真言”,背面是国王头像,与伊朗出土的元代银币完全吻合。“是贸易的证据!”她指着银币上的刻痕,“杨枢在忽鲁谟思时,曾用中国银币兑换当地货币,这些刻痕就是分割标记,每枚至大通宝可分割成八块,每块兑换一枚伊尔汗银币。”银币的锈蚀层里检测出相同的银元素成分,证明是用同一处银矿冶炼的——跨越宗教的货币,竟来自同一片土地。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忽鲁谟思港附近的海域,发现了艘更古老的沉船,船板上的“大德五年”年号清晰可见。船体的龙骨采用的是东非特有的黑檀木,而甲板却是泉州产的樟木,两种木材的接合处用的是中国式的铁榫卯,含铁量达98%。货舱里的瓷器残片上,用青花料画着稻穗图案,颜料的钴含量与波斯青花完全相同,只是绘画风格带着明显的泉州窑特征。“是杨枢首航的货船!”他对着水下摄像机说,“瓷器里装的椰枣还保持着完整的形状,与波斯湾的椰枣标本完全相同——这些航海者,走到哪都带着两地的物产。”

当程远团队将波斯稻种与“杨公稻”进行基因比对时,屏幕上的图谱突然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两者的第11对染色体完全一致,都带着杨枢改良的“抗逆基因”标记——一段由26个碱基组成的重复序列。“是有意识的改良!”张瑜调出元代《农桑辑要》的电子版,其中“枢公改良法”的记载,正好解释了这个基因的来源:“取俱兰之种,曝于波斯烈日,浸于忽鲁谟思海水,三曝三浸,可耐极端气候。”她指着图谱上的变异节点,“每次远航,这个基因的稳定性就增强一分,显然是杨枢在三次远航中不断优化的结果。”

在霍尔木兹国家博物馆的新展厅里,杨枢的青铜灯座与伊尔汗银币并列陈列,中间的展柜放着那粒波斯稻种,旁边标注着“跨越波斯湾的种子”。而展厅的另一侧,泉州稻种与波斯稻种在培养皿里并肩发芽,根须缠绕在一起,像两条跨越时空的航线。开幕式上,程远与伊朗学者共同按下按钮,全息投影展现出七百年的稻种旅行:从泉州到俱兰,从俱兰到忽鲁谟思,最终长成如今的“枢公稻”,谷粒上的纹路同时显现出汉文与波斯文的“丰收”字样。

朱明远特意从泉州赶来参加开幕式,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杨氏与朱氏航海世代通婚谱》,其中记载“杨枢之女嫁朱纺后裔,携稻种百石入朱家,世世相传”。将族谱记载与基因图谱对比,发现泉州现代水稻中,有23%的品种含有杨枢改良的“抗逆基因”,证明这段农业技术的传承确非虚言。“原来我们朱家不仅种着杨家的稻种,连血脉里都藏着航海的缘分。”朱明远看着培养皿里缠绕的根须,突然对程远说,“之前是我太执着于家族归属,其实这些种子早就告诉我们,大家本是一体。”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