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后渚港的晨雾裹着咸腥的海风漫进军屯遗址时，程远正用洛阳铲拨开元代夯土。铲头带出的陶片边缘呈青灰色，胎质厚重如铁，断口处的细密冰裂纹路显示它曾被烈火灼烧——这种“窑变”特征与《至元军器考》记载的“急火锻陶”工艺完全吻合。陶片中央，半截“枢”字隐约可见，笔触遒劲如刀，横画起笔处的“方笔”特征，与史弼墓出土的军书铭文如出一辙。
“碳十四显示是至元二十九年的。”程远戴着白手套的指尖拂过陶片内侧，火灼痕迹勾勒出的小字突然清晰起来：“弼军至杜并足，失戈五，存此为记”。他立刻将陶片送入便携式光谱仪，结果显示墨迹中的朱砂成分含有12%的硫化汞——这是明州辰砂的典型特征，与史弼舰队军需记录中“用明州贡砂为墨”的记载完全吻合。这片看似普通的陶片，竟是当年远征军士兵遗留的军械记录。
张瑜抱着刚修复的元代海图走来，白大褂袖口沾着修复用的鱼鳔胶，散发着淡淡的海洋气息。这幅绢布海图长约五尺，宽三尺，边缘有被海水浸泡的晕染痕迹，像圈褪色的年轮。“混沌大洋”的标注旁，用朱砂画着艘三桅战船，帆上的“元”字被风浪磨得只剩轮廓，却在365纳米紫外线灯下显露出底层的“泉州制造”戳记——是用铁笔蘸着桐油在绢布上烙出的，这种防伪工艺在《市舶司则例》中有专门记载。
“和史弼墓志铭对上了。”她将海图小心翼翼铺在陶片旁，图中“吉利门”的位置与陶片缺口形成直线，误差不超过三寸。“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史弼率千艘船从这里出发，舰队首尾相接，据说‘望之如连城’。”海图角落的注脚用蝇头小楷写着“舟中载稻种十石，以备军食”，她用显微镜测量笔迹宽度，发现与陶片上“弼”字的笔锋粗细完全一致，都是0.8毫米——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
郑海峰的潜水服还在滴水，裤脚沾着的珊瑚碎屑里混着粒黑色的火山砾。从西沙群岛打捞的青铜矛头裹在防水布中，长约七寸，血槽里残留着微量的硅土，经x射线荧光分析，与爪哇锦石的火山岩成分完全一致——含有独特的钛铁矿晶体，这种矿物在泉州附近的岩石中从未出现过。
“是元军的制式武器。”他用放大镜照着矛头的“杨”字刻痕，笔画末端的飞白与《元史·高兴传》碑拓上的签名如出一辙。“史载高兴率陆路军攻八节涧时，‘战槊尽折’——这应该是当时遗落的。”矛头的锈蚀层里，还裹着半片棉织物，纤维上的靛蓝染料与泉州军屯遗址的灶台抹布完全相同，经纬密度都是每平方厘米二十八根，这种纺织工艺在元代《梓人遗制》中有详细记载。
林珊在整理市舶司档案时，发现了卷被虫蛀的《征爪哇行程记》。纸页是用楮树皮与竹子混合制成的“海纸”，纤维中含有的海盐成分显示它曾随船出海——钠离子含量达0.3%，与西沙群岛海域的海水盐度完全匹配。残页上用蒙古文记载：“至元三十年正月，过万里石塘，舟中见巨鱼，长十丈，随船而行，鳞如铁甲。”
她突然想起郑海峰带回的青铜矛头，其弯曲弧度与记载中的“巨鱼”背鳍形状惊人地相似。“是战斗痕迹！”她将矛头的三维模型与文献插图重叠，弯折角度正好是75度，“元军很可能在万里石塘与海兽遭遇过——这矛头的受力点分布，完全符合撞击大型生物的特征。”更惊人的是，矛头的铜锈里检测出微量的鲸脂，碳十四年代与远征时间完全吻合，脂肪酸组成显示是抹香鲸的皮下脂肪。
潜水钟沉入爪哇海的沉船遗址时，程远盯着舷窗外的货舱。整排青花瓷碗倒扣在木箱里，碗底的“枢府”款识被海水侵蚀得只剩轮廓，却在侧光45度角下显露出暗刻的“史”字——是用尖锥在瓷坯未干时刻的，笔画深度约0.2毫米，这种“暗记”工艺在元代官窑中极为罕见。郑海峰操控机械臂移开顶层木箱，泉州军屯遗址的灶台残留物完全吻合，都含有相同比例的草木灰成分（钾含量12%）。
“是史弼的旗舰‘定远号’！”程远指着炊具内侧的刻度，“容量正好供百人食用，与《元史·史弼传》‘每舰载兵二百，分两灶’的记载相符——这是军官灶。”炊具把手的缠绳残段里，还缠着半粒稻种，外壳的纹路与泉州湾出土的元代稻种完全一致，颖壳上的绒毛密度为每平方毫米35根，这是典型的“占城早稻”特征。
张瑜在清点出水文物时，指尖被枚银质符牌划破。符牌呈长方形，长五寸，宽三寸，边缘有四个穿孔，正面的“都元帅府”烙印还很清晰，背面却刻着个极小的“葛”字，是爪哇葛朗国特有的莲花纹王徽——花瓣数量为七瓣，与葛朗王室印章的纹饰完全相同。她突然想起雅加达博物馆里那枚“土罕必阇”的玉印，印文的莲花基座与符牌上的“葛”字如出一辙，连花瓣的卷曲角度都分毫不差。
“是战利品？”她用显微镜观察符牌边缘，发现有明显的砍砸痕迹，形成了45度角的斜面，“《元史·爪哇传》说元军曾‘破葛朗都城，获其王印’——这应该就是那时缴获的。”符牌的夹层里，藏着片干枯的稻叶，基因测序显示与泉州军屯出土的稻种同源，只是多了组适应热带气候的基因变异——一段由24个碱基组成的重复序列，这种变异在现代爪哇水稻中仍能找到。
深夜的实验室里，程远对着质谱仪分析沉船出土的谷物。在淀粉的峰值旁，突然出现个异常波峰，与爪哇出土的元代墓葬壁画上的“军粮”成分完全一致——含有0.3%的胡椒碱。“是混合粮！”他翻出林珊找到的《行程记》，蒙古文记载的“稻麦各半，杂以胡椒，防瘴气”正与波峰数据对应，“元军把泉州稻种和爪哇麦种混在一起食用——这是为了适应热带气候。”
他突然想起那枚银符牌，将谷物粉末撒在“葛”字上，竟显露出底层的“元”字——是葛朗士兵缴获后重新刻的，却没来得及磨掉原有的印记，两种文字的笔画在显微镜下形成奇妙的重叠。用拉曼光谱分析显示，“元”字的刻痕深度比“葛”字深0.1毫米，证明是先刻的“元”字，后刻的“葛”字。
林新宇在清理船医舱时，发现个铜制药箱，锁扣上刻着“亦黑迷失”的名字，字体是元代畏吾尔文，笔画中掺着细小的金粉——含金量达99.9%，是阿拉伯半岛特有的砂金。箱内的药膏残留物检测显示含有乳香与没药，比例为3:1，与《回回药方》记载的“金疮药”配方完全吻合。“是亦黑迷失的随军药箱！”他指着药箱内侧的波斯文标签，“至元二十九年制——正好是出征爪哇那年。”
药膏里还掺着少量的芦荟，这是非洲特有的药材，显然是亦黑迷失四下南亚时带回的，叶片的维管束结构与索马里出土的元代芦荟标本完全相同。更令人惊讶的是，药箱底层的暗格里藏着张羊皮纸，上面用阿拉伯文写着“青蒿治瘴方”，配方与林新宇之前发现的铜制药罐残留物完全一致，只是剂量调整为“每五十人用三钱”——正好是“定远号”的编制人数。
当中印学者在联合实验室拼合《征爪哇行程记》与沉船文物时，程远突然注意到货舱木板的榫卯结构很特别。用激光扫描后，三维图像显示这些结构组成了“八节涧”的地形，河道宽度、水深数据与《元史·地理志》记载的泗水流域完全一致，误差不超过半米。“是军事地图！”他调出爪哇的卫星地图，木板的拼接处竟与现代河道走向精确对应，“史弼在船板上标记了登陆点——难怪元军能‘一日夜驰三百里’。”
最外侧的木板上，还刻着行小字：“杨廷璧曾至此，留稻种三石”，笔迹与他三使俱兰时的文书完全相同，捺笔处的分叉特征极为明显。程远将木板上的稻种记载与市舶司档案对比，发现至元十八年杨廷璧第二次出使俱兰时，确实“携占城稻种十石，沿途播撒”，这三石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盗墓团伙的新据点在吉利门岛被捣毁时，警方搜出了批令人震惊的文物：其中件元代青铜镜的背面，用梵文刻着“爪哇之役”，镜缘却镶嵌着明代的红宝石。程远拿着检测报告指出：“这是用元代军镜改的赝品，红宝石的铬元素含量高达2%，是缅甸产出的特征，元代还没传入中国。”但镜钮里藏着的羊皮纸却是真的，上面用波斯文写着“葛朗宝藏在八节涧，深三丈”，与沉船货舱的位置完全吻合——显然是盗墓者根据真线索伪造文物，羊皮纸的纤维碳十四年代确为至元三十年。
从盗墓者的审讯笔录里，程远发现他们的线索来自一本清代《海道秘记》，其中记载“史弼退军时，曾埋金宝于八节涧，以作后援”。但根据沉船出土的账簿显示，元军撤退时“粮尽兵散，金宝已散作军饷”，所谓“宝藏”其实是当年土罕必阇为激励士气编造的谣言。“他们找错了东西。”程远指着实验室里的稻种样本，“真正的宝藏在这里。”
次年旱季，中爪哇联合考古队在八节涧遗址展开发掘。程远的洛阳铲刚探入地下三米，就带出片带釉的陶片，釉色青黄如蜜，是典型的元代龙泉窑特征，胎土中的氧化铁含量为3.2%——这种“紫金土”成分与龙泉大窑遗址的瓷土完全一致。往下清理时，整座军粮仓库渐渐显露出来：呈长方形，长约十米，宽五米，夯土墙中掺着的贝壳碎屑与泉州军屯遗址完全相同，都是太平洋牡蛎的壳，碳十四年代集中在至元三十年前后。
陶罐里的稻种还保持着颗粒状，基因测序显示与泉州军屯的稻种有直接亲缘关系，只是多了组抗稻瘟病基因——一段名为“pib”的抗病基因，这显然是元军在当地改良的品种。“《行程记》说‘留稻种于八节涧，以备后援’，原来不是空话。”程远抓起一把稻种，谷壳上的刻痕组成了蒙古文的“平安”，与沉船出土的炊具内侧标记完全相同，刻痕深度约0.1毫米，应该是用指甲盖划的。
张瑜在仓库角落发现了个陶罐，陶土中混着的棉絮里，检测出微量的血迹。血型分析显示属于b型，与爪哇葛朗国墓葬出土的人骨血型一致，血红蛋白的降解程度显示距今约七百年。“是葛朗士兵的遗物！”她指着罐底的“土”字，笔触潦草，显然是仓促间刻的，“土罕必阇反攻时，曾占领过这里——这是他们的给养罐。”
罐内的谷物粉末里，既有元军带来的稻种，也有爪哇本地的杂粮，两者的比例为6:4，证明两军交战时，连军粮都发生了混合。更有趣的是，粉末中还检测出微量的槟榔碱，这是爪哇人喜爱的零食成分，显然是葛朗士兵在食用时混入的——战争的对抗中，饮食却在悄然融合。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八节涧河口发现了艘小型战船，长约八米，宽三米，船体的榫卯结构带着明显的爪哇风格——采用“搭接式”拼接法，而非中国传统的“平接式”，但龙骨处却用了泉州产的铁固件，含碳量达0.4%，是元代“灌钢法”的典型产品。船舱里的弩箭上还缠着布条，布条上的墨迹写着“正月十五夜袭”，与《元史·爪哇传》记载的土罕必阇伏击战完全吻合。
更惊人的是，船尾的压舱石竟是块宋代石碑，上面刻着“阁婆国贡道”——显然是元军征用的爪哇本地船只，用宋代旧碑当压舱石。石碑的裂缝里，卡着半片青花瓷，与泉州后渚港出土的“至元瓷”一模一样，是元军士兵随身携带的餐具，碗底的“福”字笔迹与陶片上的“弼”字出自同一人之手，连起笔时的小弯钩都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