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警察赶到时，橡皮艇已经驶出百米。但郑海峰早有准备，他白天在沙滩上埋下的荧光标记，此刻在月光下划出清晰的轨迹。“他们带不走任何东西，”他指着远处的巡逻艇，“这片海域已经封锁了。”老三等人最终被截获时，橡皮艇上还藏着件更可笑的东西——枚用树脂伪造的“市舶司验”铜印，印文竟是电脑字体。
“看他们的装备，”张瑜检查着被没收的金属探测器，“对沉船位置很清楚，肯定有人泄露了消息。”她突然发现探测器的记录里，有个异常的信号点不在沉船区域，“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这里！”
顺着探测器的记录，考古队在沙丘后的风蚀崖发现了座古墓。墓碑一半埋在沙里，露出的部分刻着“高丽国三郎”五个汉字，被海风侵蚀得只剩轮廓，但旁边的契丹文墓志铭却异常清晰。林珊用拓片比对《辽史·百官志》，惊觉墓主人竟是辽代负责管理海上贸易的“南京道市舶使”。
“墓主人叫高永昌，”她翻译着契丹文，“是高丽血统的辽国人，曾任‘勾当市舶司’，负责与宋和高丽的贸易。《三朝北盟会编》里提到过这个人，说他‘善三国语，往来海上’。”墓志铭里还记载着个惊人信息：“宣和五年，护宋使舟，遇风沉于黄水洋。”
“这就是沉船的亲历者！”程远用洛阳铲探测墓道，“位置在沉船西北百米，显然是后人刻意葬在这里的。”他突然注意到墓碑的朝向——既不是辽人传统的东向，也不是高丽人的南向，而是正对着沉船的方向，“他想永远守着那艘船。”
郑海峰撬开棺椁时，众人都屏住了呼吸。里面的尸骨保持着奇特的姿势，右手紧握成拳。当他小心翼翼地掰开手指，枚金戒指滚落出来——戒面的青金石上，用钻石刻着三国文字的“平安”，内侧刻着个“徐”字。“是徐兢使团的人送的！”林珊突然想起《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的记载，“徐兢提到过位‘通三国语’的辽籍高丽译官，应该就是他。”
墓里的随葬品更是惊人。左侧的木箱里装着套完整的文房四宝：北宋的端砚，上面刻着契丹文的“书”字；辽代的松烟墨，却用高丽的漆盒装着；高丽的纸扇，扇面画着北宋的《海舶图》。右侧的兵器架上，挂着把宋剑，剑鞘是辽代的鲨鱼皮，剑柄缠着高丽的丝绦。
“这是座三国文化融合的墓葬！”张瑜拿起件玉佩，上面的纹饰是宋式的云纹、辽式的兽纹和高丽的缠枝纹交织在一起，“就像墓主人的身份，既是高丽人，又是辽国官员，还与北宋使团交好。”她突然发现玉佩的夹层里藏着卷绢纸，展开后是幅微型的黄海航线图，标注着宋、辽、高丽三国的巡检哨卡。
程远在墓壁的壁画前驻足。上面描绘着墓主人生前的场景：艘三桅船停靠在码头，船头插着宋、辽、高丽三国的旗帜，汉人官吏、契丹武士和高丽商人正在交接货物。最奇特的是码头的牌坊，匾额上同时写着三种文字的“市舶司”。
“这壁画证实了三国贸易的存在！”他指着壁画角落里的个细节，“看那个记账先生——正在用三种文字记录账目。”壁画的颜料经检测，使用了大宋的赭石、辽国的石绿和高丽的藤黄，与沉船丝绸的染料来源完全一致。
林新宇在陪葬的陶罐里有了新发现。里面装着几十粒保存完好的种子，经鉴定有北宋的占城稻、辽的粟米和高丽的大麦。“是三国农作物的样本！”他激动地说，“说明贸易不仅限于丝绸瓷器，还有农业交流。”陶罐底部的印记更令人惊讶——是明州、苏州（辽）、开城（高丽）三地市舶司的联合印记。
当考古队清理到墓底时，程远的小刷子碰到块硬物。拨开沙土，块方形的青铜牌露了出来，上面刻着“市舶司都监”字样，边缘镶嵌着七颗珍珠，对应着《宋史》记载的“七处市舶司”。牌背的凹槽里藏着卷羊皮纸，上面是高永昌的亲笔记录，详细记载了宣和五年那场导致沉船的风暴：“南风骤起，舟倾，护宋使货入水，余独存此牌。”
“原来他是沉船的幸存者！”程远将铜牌与沉船发现的铜印比对，“纹饰完全吻合，他后来把沉船的位置记在墓里，希望有人能找到。”羊皮纸的最后画着个符号——正是那面青铜镜的图案，“这才是铜镜的真正用途——指引后人找到沉船和他的墓。”
夕阳西下时，考古队将墓碑重新立起。程远望着远处的黄海，突然明白高永昌为何选择葬在这里。“他用自己的墓葬，完成了对那艘沉船的守护。”他将那枚三国文字的戒指放在墓碑前，“就像这座墓的位置，正好在宋辽高丽的海域交界处，象征着无界的贸易与友谊。”
次日清晨，程远被海浪拍岸的声音惊醒。他走出帐篷时，正看见张瑜对着朝阳展开那卷从墓中发现的航线图。阳光透过图纸上的针孔，在沙滩上投射出清晰的光斑，与铜镜反射的光点连成条直线——直指沉船的核心舱室。
“高永昌在图上做了加密标记，”张瑜用细线连接各个针孔，“这些点连成的三角形，正好是三国海域的交汇点。徐兢说‘舟行鲸波，以星为记’，他是用阳光和星象双重定位。”她突然指着图中最密集的针孔区，“这里应该有个重要舱室，就是雷达探测到的高密度区。”
二次潜水时，程远带着航线图直奔目标区域。潜水灯照在块方形石板上，石板的纹路与图中的三角形完全吻合。当他按图中标记的顺序撬动石板边缘的暗扣，整面舱壁突然下沉，露出个隐藏的储物舱——里面堆满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文物。
最上层是几十卷文书，大多是市舶司的贸易记录。其中份《宣和五年市舶司收支账》详细记载：“高丽国进奉人参二百斤，回赐蜀锦五十匹；辽国易去瓷器三百件，付银二百两；本朝得高丽布百匹，契丹马十匹。”账目的落款处，同时有宋、辽、高丽三方官吏的签名。
郑海峰在文书堆里发现了封信。信纸是北宋的“澄心堂纸”，却用契丹文书写，收信人是“大宋明州市舶司”。“是高永昌写的！”他逐句翻译，“信里说‘三国贸易，利在互通，愿置互市于黄水洋’，还建议‘以每月初三为市日，各举旗号’。”信封里还夹着片干枯的花瓣，经鉴定是高丽的金达莱，保存了近千年仍带着淡淡的香气。
张瑜在舱底的木箱里有了奇遇。箱盖内侧贴着张完整的《海道图》，用三种颜色标注航线：朱红为宋船，墨黑为辽船，靛蓝为高丽船，三条航线在“三国礁”交汇成朵莲花。图中的注释用三国文字写着“此处无界”，旁边画着个小小的交易市场，汉人、契丹人、高丽人正在用手势比划着交易。
“这是最早的三国自由贸易区规划图！”她用防水相机拍摄时，发现图的角落有行小字，“徐兢题”。突然想起《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的记载：“余在高丽，见辽使与丽官共议海上互市，乃绘此图。”原来这是徐兢亲手绘制的。
程远在箱底发现了个青铜盒子，打开后里面是组完整的贸易量具：北宋的铜秤，砝码刻着契丹文；辽代的量斗，内壁有高丽的刻度；高丽的算盘，算珠上刻着汉文数字。“三国通用的计量工具！”他试着用铜秤称取沉船发现的银铤，重量正好符合《宋会要》《辽史·食货志》《高丽史·刑法志》中共同记载的“每铤五十两”标准。
当潜水队带着文物回到岸上时，林新宇正对着份检测报告发呆。“沉船木材的年轮分析显示，”他指着图谱，“这艘船建造于宣和三年，用的是明州的杉木，但船板的拼接工艺是辽代的‘鱼鳞接’，最后在高丽的港口完成组装——是三国工匠共同建造的！”
当地文保所的专家带来了新线索。他们在整理馆藏文物时，发现了本清代的《海疆志》，里面记载着段传说：“宣和五年，有三国船沉于黄水洋，船上载有‘通和宝’，能令三国息争。”专家指着书中的插图，“这‘通和宝’的形状，与你们发现的铜印完全一致。”
程远突然将铜印、金牌、航线图摆在起，发现它们能拼成个完整的圆形。“高永昌和徐兢的共同理想，”他指着圆心的“和”字，“是建立三国海上贸易圈。”他想起墓中那枚刻着“徐”字的戒指，“徐兢在《图经》里隐晦提到的‘海上盟约’，应该就是指这个。”
傍晚，考古队在沙滩上举行了场特殊的“三国宴”。用沉船发现的种子烹制的米饭，配着明州的海鱼、辽东的海带和高丽的泡菜。老王喝着米酒感慨：“祖辈说‘三国礁’的海水是甜的，因为融了三国的眼泪和汗水。现在看来，是融了三国的智慧啊。”
子夜，程远独自来到古墓前。月光下，墓碑的影子与沉船的轮廓在沙地上重合。他将那枚三国文字的戒指放在碑前，突然明白高永昌为何选择葬在这里——不是为了守护沉船，而是为了守护个跨越疆界的梦想。
离开沈家门时，程远的背包里多了样东西——那枚拼合完整的“通和宝”铜印拓片。车窗外，黄海的浪花正拍打着沙滩，将新的秘密藏进沙层。他突然想起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的最后句话：“舟行鲸波之中，不知其几千万里，而瞬息可至。”或许千年前的航海者早就明白，真正的距离从不在山海之间，而在人心的隔阂与相通。
林珊翻着新出土的墓志铭拓片，突然念出段契丹小字的译文：“海无分宋辽，舟不分彼此。”程远转头望向窗外，恰好看见艘挂着中韩两国国旗的货轮驶过，船身的浪花里，仿佛还翻涌着宣和五年那艘沉船的影子。远处的灯塔正闪烁着光芒，与千年前那面青铜镜反射的光斑，在黄海的浪涛中完成了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回程的船上，张瑜将三国文字的贸易公平扫描进电脑，用现代技术修复了残缺的部分。当完整的公平出现在屏幕上时，所有人都沉默了——在那些古老的文字背后，是个超越时代的真理：海洋从来不是隔绝的屏障，而是文明交汇的通途。正如高永昌在墓志铭最后写的：“鲸波万里，不及人心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