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湾的晨雾像一匹被海水浸透的绸缎，沉甸甸地压在刺桐树梢。程远跪在后渚港遗址的沙层里，探铲第三次碰到硬物时，指尖传来青铜特有的冰凉——那种混合着锡的温润，是铁器永远无法模仿的。他屏住呼吸，用竹刀小心翼翼地拨开带着牡蛎壳的沙土，一方虎钮铜印在晨光里慢慢显形。
印面的绿锈被海浪冲刷出奇异的云纹，“提举市舶司”五个篆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笔画间还沾着细碎的贝壳。边角的虎纹虽已磨平，但虎口的獠牙仍保持着锋利的弧度，虎尾卷曲处藏着个极小的“宋”字。“熙宁年间的官印！”林珊举着《宋会要辑稿》复印件扑过来，露水打湿的刘海贴在额角，手里的拓包在印面轻拍时，朱砂突然顺着锈痕漫开，像给老虎添上了血色的斑纹。
“你看这虎钮的高度，”她指着印背的突起，“正好符合文献里‘铜印方二寸，厚五分’的记载。”拓片在宣纸上渐渐清晰时，林珊突然“呀”了一声——虎纹的爪子间，竟嵌着半粒芝麻大的琥珀，“是蕃商的货物！肯定是盖章时不小心粘上去的。”
郑海峰的洛阳铲在印旁半米处带出段朽木。黑褐色的木牌上，“官本船”三个字被虫蛀得只剩轮廓，但缠着的绢帛却异常鲜亮。金线绣的缠枝莲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用镊子挑起线头时，金线突然散开，露出里面的蚕丝芯——这种“金裹丝”工艺，正是《元史》记载的西域纳丝丝技法。
“至元二十二年的官船标记！”他用放大镜观察木牌边缘的火漆，“这年元世祖刚推行官本船政策，‘官取其七，商得其三’。”木牌背面的编号“叁佰柒拾”，和《元史·食货志》里“岁发船三百艘”的记载惊人吻合。
张瑜在清净寺的夯土里有了奇遇。她的小刷子扫过一块青石板时，石板突然松动，露出个巴掌大的暗格。里面的陶罐里，整整齐齐码着二十枚象牙筹码，最大的筹码刻着“壹佰贯”，旁边用波斯文标着“迪尔汗百枚”，筹码边缘的磨损痕迹显示它们被频繁使用过。
“市舶司抽税的量具！”她数着筹码上的刻度，“北宋抽解‘十取其一’，南宋改成‘十五取一’，这组筹码的比例正好卡在中间。”最边缘的筹码上还留着指纹，仿佛昨天还有人用它清点过蕃商的货物。
程远带着潜水设备潜入后渚港外的暗礁区。三十米深的海底，阳光像被打碎的玻璃，在一艘宋元沉船的残骸上浮动。船身的水密隔舱还保持着惊人的完整，其中三个舱室堆满了龙泉窑青瓷，碗底的“使司帅府公用”字样，说明这是市舶司的官用瓷器。
“和新安沉船是同一批货！”他的探杆碰到船舷时，传来金属的回响。拨开淤泥，一块铁板露了出来，锡焊的“庆元路造”四个字在光柱里泛着银光——庆元路就是现在的宁波，这艘船竟穿越了半个中国海。
船尾的木箱里藏着更多惊喜。铜制的“纲首”印上，“朱清”二字力透铜背，正是《辍耕录》里记载的那位“岁运漕粮百万石”的航海巨子。印背的刻纹里嵌着半粒胡椒，南洋的香气混着海水的咸涩，突然在面罩里炸开。
傍晚的营地飘着松烟的味道。林新宇举着块墨锭冲进帐篷，墨锭上“市舶务记”四个字被虫蛀得像镂空的窗花，但残留的纹路里，市舶司衙署的轮廓依然清晰：前院的旗杆挂着“招徕远人”的幡旗，后院的库房堆着香料和丝绸，穿绿袍的官吏正和戴尖帽的蕃商比划着什么。
“是《梦粱录》里说的‘舟车辐辏’！”他指着墨锭边缘的小字，“绍兴年间的墨，比文献记载早了五十年。”墨锭侧面的凹槽里，还卡着半片桑皮纸，上面用草书写着“蕃商李三，沉香十斤”，墨迹被海水泡得发蓝。
子夜的海风突然变了方向。程远被狗吠声惊醒时，正看见起重机的吊臂在月光里划出诡异的弧线——刀疤脸的手下正把沉船里的青瓷往卡车上搬，那些碗底的“使司帅府”字样歪歪扭扭，釉色像蒙着层灰。
“宋代龙泉窑的铁含量是2.3%，你们这仿品烧得像块砖！”他抓起地上的青铜印复制品砸过去，假印在卡车挡板上碎成三瓣，露出里面的水泥芯。刀疤脸掏出“市舶司印”想威胁，却被程远一把夺过。
“真印含锡量18%，你这玩意儿连铅都掺不够。”程远举起那枚象牙筹码，“看见这波斯文没？是大食商人写的，你雇的那些造假的连阿拉伯字母都认不全。”警笛声从洛阳桥方向涌来时，刀疤脸怀里的“纳失失绢帛”突然散开，金线簌簌落在地上——原是化纤染的。
第二天清晨，刺桐花落在市舶司遗址的青石板上。程远看着林珊把朱清的印按在宣纸上，拓片上的朱砂混着牡蛎壳粉，在阳光下泛着珍珠母的光泽。“你看这印泥的配方，”她指尖划过虎纹的轮廓，“宋代官印都掺牡蛎壳粉，就像这座港口，把中国的泥土和海洋的贝壳，揉成了同一个故事。”
离开泉州时，程远把那方印的拓片塞进背包。车窗外的洛阳桥正驶过集装箱卡车，轮胎碾过石板的震动，和千年前蕃舶靠岸时的震颤奇妙地重合。他突然想起沉船上的青瓷，那些从龙泉窑到泉州港，再到印度洋的瓷器，不正是“辐辏中国”最生动的注脚？
甬江的春水漫过考古队的胶鞋时，程远正跪在庆安会馆的地基下。探铲带出的陶片里，混着个竹编的筒子，筒壁的篾片虽已朽成褐色，里面的竹筹却异常坚硬——筹上的朱砂写着“抽解”二字，其中一根标着“真珠一十两”，旁边用小篆刻着“十分取一”。
“市舶务的算筹！”林新宇捧着《宝庆四明志》跑来，书页上的市舶务平面图被晨露浸出褶皱，“你看这筹长一尺三寸，正好是宋尺的标准长度。”他数着筒子里的筹数，整整三十根，“《宋史》说‘细色抽一分，粗色抽三分’，这些筹肯定是分账用的——粗色的筹比细色的短半寸，古人的心思太细了。”
最细的那根抽上，还留着淡淡的指痕，指腹的纹路清晰可见。“是市舶司官吏的手迹！”林新宇掏出放大镜，“这筹用了至少十年，竹纤维都包浆了。”
郑海峰的洛阳铲在会馆西侧的排水沟里有了发现。一块巴掌大的铜片卡在砖石缝里，边缘的海浪纹里嵌着颗红宝石，“神舟”二字被绿锈包裹，却仍能看出笔锋的遒劲。“宋徽宗派往高丽的神舟标记！”他用游标卡尺量着铜片厚度，“《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说神舟‘巍如山岳’，这铜片的厚度比普通船饰厚三倍，难怪能经住大风浪。”
铜片背面的榫卯结构异常精巧，郑海峰试着用牙签拨动，竟弹出个极小的暗格——里面藏着半张桑皮纸，上面用朱砂写着“宣和五年，第三舟”，正是徐兢出使高丽的年份。
张瑜在天一阁的库房里翻出本残卷。泛黄的纸页上，“市舶则例”四个字已经模糊，但“庆元府市舶务”的朱印却异常清晰。其中一页记载着抽税的细则：“象牙每斤抽钱二百文，乳香每斤一百文”，旁边用蝇头小楷注着“淳佑四年新定”。
“和泉州发现的筹码能对上！”她指着页脚的墨画，一艘三桅船正穿过招宝山，桅杆上挂着“市舶务”的幡旗。画中渔夫的斗笠上，还写着“庆元”二字，笔锋和铜片上的“神舟”如出一辙。
程远带着那卷《市舶则例》来到三江口。潮水退去的泥滩上，渔船正在修补渔网，渔夫捶打的木槌声，和千年前市舶务官吏清点货物的梆子声奇妙地共振。“你看这江湾的弧度，”他指着对岸的招宝山，“《四明续志》说‘潮来如马，舟行甚险’，所以市舶务才在山顶设了望潮兵——现在的海事灯塔，就是从望潮台变来的。”
泥滩上的贝壳突然动了动，程远蹲下身，发现是只小螃蟹从宋代的瓷片里爬出来。瓷片的边缘还留着“明州窑”的印记，和沉船上的碎片一模一样。
潜水队在舟山群岛的白礁附近有了重大发现。一艘南宋沉船的残骸斜插在珊瑚礁里，船身的双层木板还保持着完整的弧度，货舱里的茶叶饼印着“建州北苑”，饼面的龙纹已经氧化成深褐色，但边缘的“贡品”二字仍能辨认。
“《宣和北苑贡茶录》里的‘龙团胜雪’！”程远的潜水灯扫过舱壁，“庆元路造”的烙印突然在光柱里浮现——和泉州发现的沉船竟是同一批官船。茶饼间的油纸里，还包着半块桂花糕，糯米的颗粒清晰可见。
傍晚的海雾带着咸腥涌进营地时，林新宇举着块船板冲进帐篷。木板上的“客舟”二字被海水泡得发胀，但旁边的刻度却异常清晰：“长十丈，阔三丈五尺”，正好是《岭外代答》记载的中型海船尺寸。
“你看这榫卯结构，”他指着木板的接口，“用的是‘鱼鳞接’，难怪能抗住台风。”木板背面的墨记写着“乾道七年，出港”，正是南宋市舶贸易最盛的年份。
子夜的码头突然亮起手电筒的光。程远通过望远镜看见，刀疤脸的手下正往渔船上搬“宋代铜钱”，那些钱的边缘光滑得像镜子——真正的宋元铜钱都有流通的鱼脊纹。“庆元路铸的钱都带‘明’字标记，”他对身后的边防人员说，“你们看他们搬的那些，连年号都刻反了。”
当程远带着人冲过去时，刀疤脸正把那枚“神舟”铜片往怀里塞。铜片上的红宝石在手电筒下泛着贼光——原是玻璃染色的。“宋代的红宝石来自占城，”程远捏碎玻璃珠，“你这玩意儿在义乌五块钱能买一串。”刀疤脸的手下见状四散逃窜，却被渔网似的警戒线拦住，有人慌不择路跳进海里，溅起的水花里漂着假铜钱，在月光下像群垂死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