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拿药。”老周说，“抗生素和止痛片，藏在衣服里。”
我看着地上的人，其中一个抬头瞪我，“谁立的规矩？你算什么东西！我们也是伤员！”
老周没说话，转身走到我面前，低声说：“你说怎么处理。”
我看着他手里的斧柄，“你动手了？”
“嗯。没让他们跑。”
我沉默了几秒，说：“药没收。伤者送医，另外两个关十二小时，三天配给取消。”
那人还在叫骂，老周抬脚把他踹翻，直接拖走了。
我坐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份手写的条例草稿。纸上有血迹，是我的，也可能是别人的。字迹歪斜，但每一行都写得清楚。
过了会儿，老周回来，站在我旁边。
“你不杀狼，羊就活不成。”他说。
我没看他，只问：“明天的岗哨排好了吗？”
“排好了。我在后门设了了望点。”
他走后，我低头看自己的右手。三根手指还是弯的，动不了。左手指尖在纸上划过“劳动换取配给”那一行，反复描了几次。
外面雨还在下，但没再涨。堤坝撑住了，板房没漏。
苏晴走过来说：“有个老人高烧不退，抗生素可能不够用。”
我点头，“先保重症。”
她没走，站了几秒，又说：“如果再来人抢药呢？”
我没答。
她等了几秒，转身走了。
老周在后门站着，手里握着斧柄，背影堵在狭窄的出口。雨水顺着屋檐滴在他肩上，湿透了半边衣服。
我低头继续看条例，翻到第二页，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下：
“暴力惩戒执行标准：非致命性制服为上限，禁止枪械使用，伤情由医疗组评估。”
笔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所有处罚需经三人合议。”
写完，我把纸折好，塞进衣服内袋。
左眼有些胀痛，但我没闭。窗外的板房亮着应急灯，灯光映在积水上，晃成一片。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闷响。
是后巷的方向，像是重物落地。老周立刻转头，提着斧子走出去。我伸手扶住货架，想站起来，但背部一紧，又跌坐回去。
苏晴冲进来，“外面有人翻墙！”
我没动，只问：“几个人？”
“至少两个，穿深色衣服，没带灯。”
我伸手摸向口袋，把那份条例又掏出来，展开，盯着“三人合议”那行字。
老周的声音从外面传来：“站住！再往前一步，我不保证会不会下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