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多了，钱币贬值，物价飞涨，百姓手中的财富缩水，即所谓谷贱伤农，钱多伤民；
铸少了，则市面银根紧缩，交易不畅，商品难以流通，同样会扼杀经济活力，导致百业萧条，这个度，极难把握。
他来回踱步，脑海中飞速检索着另一个时空的经济学知识。
“货币投放量……应与经济总量……对，锚定！需要找到一个相对稳定且可量化的锚……” 他沉吟着，目光渐渐聚焦在桌案上一份关于大夏去年财政收入的简要报告上。
“或许……可以暂时以预计的商税、工业税等现金税收总额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基准？朝廷通过税收回笼货币，再通过各项开支投放货币，形成一个初步的循环。
我大夏商税实行十税一，税赋明晰，以此为基础，结合府库金银储备、民间存银估算以及主要的商品交易量，进行综合考量，确定一个初期相对保守的铸币额度，然后在流通中逐步调整……”
一个模糊的、基于税收和实物经济的货币发行思路在他脑中逐渐成型。
他知道这远非完美，但在缺乏现代金融统计和数据支撑的时代，这或许是最务实、风险相对可控的起点了。
就在这时，书房门被轻轻推开，张益达裹着一身寒气走了进来，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和关切。
“行儿，还没休息？”张益达看着儿子紧锁的眉头，问道，“李玉横下午来找过你我，说陕西如今的情况，孙传庭募兵带走了大量青壮及其家眷，部分州县已是十室九空，田地荒芜。
他打算将一些人口尚算稠密地区的部分百姓，迁徙至这些空旷之地，重新垦殖，以恢复生产。
因此，他想请示，能否免除这些迁移百姓最初几年的田赋，以安其心，鼓励迁徙。
因为你去了工坊，寻你未果，便托我转告。”
张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回答道：“父亲，您回头告诉李玉横，不必仅限于迁移的百姓。
传我令谕：鉴于陕西大旱持续，民生维艰，除靠近秦岭、水源相对丰沛的汉中地区酌情考量外，陕西其余各地，所有农户之田税，在大旱解除之前，一概全免！
让他即刻起草安民告示，遍传各州县，务必使所有农户知晓此事！”
张益达闻言，微微一愣，虽觉此举魄力极大，但细想又在情理之中，他点头道：“嗯，大旱之年，减免田赋，确是仁政，可活民无数，那……商税与工坊之税呢？是否一同减免？”
“不，”张行斩钉截铁地说，“商税、工业税，照常征收，分文不减！”
他看着父亲疑惑的眼神，详细解释道：“陕西大旱，受创最重者是靠天吃饭的农民，免除他们的田赋，是让他们能活下去，等待天时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