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且问你，旧明士绅，享受优待，本当为地方表率。
可实际如何？尔等利用特权，勾结胥吏，大肆兼并土地，隐匿田亩，逃避税赋！将本应由尔等承担的重担，尽数转嫁于无地少地的贫苦百姓身上！这便是尔等口中的修桥补路、赈济乡里吗？”
他不给李映林反驳的机会，抛出了一组石破天惊的数据：“尔等可知，在明廷治下，万历年间鱼鳞图册混乱不堪，至崇祯朝，四川布政使司在册纳粮田亩还有多少？不过一千余万亩！
而去年，我大夏彻底清丈四川田亩，结果如何？实有耕地超过八千万亩！这多出来的近七千万亩田地，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它们就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只不过过去都被谁隐匿了？都在哪些乡邦之望、教化之源的士绅们名下？！
明廷的所谓优待士绅，就是优待你们这般瞒上欺下、蛀空国库的行径吗？！”
这番话如同平地惊雷，在整个宴会厅炸响。
不仅吕维琪、李映林等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就连旁听的刘之勃也是浑身剧震，目瞪口呆。
八千万亩对比一千多万亩！这个巨大的数字差距，赤裸裸地揭示了明末土地兼并和税收问题的触目惊心！
他以前只是朦胧地觉得朝廷税重民贫，却从未想过，根源竟在于此——本该纳税的庞大土地被特权阶层隐藏，朝廷收不上税，只能不断向仅有少量土地的贫民加派，如三饷之类，最终导致民不聊生，流寇四起！难怪大明江河日下！
张父不顾那些士绅难看至极的脸色，继续用冰冷的数据鞭挞：“至于尔等所言，取消优待便是动摇国本，影响财政？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目光转向众人，声音提高，“老夫执掌财政部，便用数字说话！崇祯六年（1633）之前，明廷在四川，除去实物粮税，所能收取的各类商税、盐税、杂项等，折银不过数十万两，且年年拖欠，难以足额。
而去年，我大夏在四川，仅商业、工业、盐铁等非农业税收，便入库白银一百八十七万两有余！今年预计将会更多！”
他顿了顿，让这个数字在众人心中消化，然后抛出更重磅的：“至于粮税，明廷在四川鼎盛时年入粮税亦不过百万石左右，且多折色，实际入库更少。
而去岁，我大夏在四川，清丈田亩，均平赋税，仅粮食一项，便实收两百六十六万石！皆入各地官仓，以备军需民用！”
他目光锐利地盯着一脸绝望和不可置信的吕维琪：“吕先生，您是明廷官员，应当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明廷一年全国岁入，如今怕是折色后也不过数百万两白银，粮税亦捉襟见肘。
而我大夏仅四川一省，岁入已远超明廷昔日四川之数倍！这便是你们口中动摇财政的我大夏的国库！这便是你们赖以生存、并认为天经地义的祖制所带来的结果吗？！”
张父的话如同重锤，一击又一击地敲打在吕维琪等人的心上。
他们赖以自豪的士绅身份和特权，在如此赤裸而强大的事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甚至丑陋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