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摸遍自己全身，只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加起来不到五块钱。他烦躁地抓了抓油腻的头发，走到门口，对着空荡荡、堆满杂物的院子喊了一嗓子，声音里带着惯有的无赖和催促：
“哥！刘光天！爸没了！凑钱买席子吧！”
刘光天住在更远一点的郊区，得到消息骑着辆破自行车赶过来时，天已经擦黑。兄弟俩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床上那具已经开始僵硬的尸体，脸上都没有太多悲戚。
“咋办？”刘光福问。
“能咋办？赶紧送火葬场呗！”刘光天皱着眉，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这味儿……”
“钱呢？”刘光福摊手，“我这儿就这几块，连个最便宜的骨灰盒都买不起。”
兄弟俩面面相觑，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各自去找平时那些酒肉朋友、牌友借钱。好话说尽，赔尽笑脸，总算凑够了一笔刚够支付最廉价火化、以及买一个最简陋的、用三合板钉成的骨灰盒的费用。
没有灵堂，没有花圈，没有追悼会，甚至没有通知任何以前的邻居老街坊——他们也不知道该通知谁，或者说，觉得没必要。
第二天，兄弟俩雇了一辆拉货用的三轮车，用那张裹过尸体的破席子将刘海中一卷，抬上车，径直拉去了火葬场。整个过程匆忙、潦草，像处理一件亟待清运的垃圾。刘光福甚至因为火葬场要求购买的一个最低消费的卫生棺（其实就是硬纸板做的）又多花了几块钱，而一路骂骂咧咧。
当那具曾经痴迷于官位、在四合院里摆足了二大爷架子的躯体，被推进焚化炉时，兄弟俩站在外面，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有一种卸下包袱后的轻松，以及为凑钱而引发的、彼此间心照不宣的埋怨。
最终，刘光天捧着那个廉价得扎手的骨灰盒，问刘光福：“放哪儿？”
刘光福不耐烦地挥挥手：“随便找个河边埋了，或者你先拿着，我那儿没地方放！”
一场丧事，就这样仓促开始，又仓促结束。
刘海中的一生，在儿子的敷衍和抱怨中，画上了一个无比凄凉潦草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