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刮了整整一夜，清晨起来，屋檐下挂上了细长的冰凌。张远声呵着白气，站在院子里，昨夜的兴奋已被现实的冰冷压了下去。去找一个府城的官员？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农家孩子来说，这念头本身就像那天边的冰凌，看着清晰，却遥不可及。
他需要一个计划，一个能说动父亲、并且不引人怀疑的计划。
早饭时，桌上的粥更稀了，咸菜也只剩一小碟。张守田喝着粥，眉头拧成的疙瘩就没松开过，显然还在为里长那句“早做准备”和王家的威胁心烦。
张远声瞅准时机，装作好奇地问道：“爹，昨天您说的那个府城的李大人，官很大吗？他弄的那种海外来的粮食，真的比咱的粟米收得多？”
张守田正愁闷，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大不大官老子不知道，尽瞎折腾的官儿！听粮行的人嚼舌根，说是从南边弄来的什么番薯，吹得天花乱坠，亩产几十石，结果呢？种下去不是烂了就是长不出玩意，白白糟蹋了好地！惹得农人骂娘，上头怪罪，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越说越气，仿佛李崇文的失败也加剧了他的郁闷。
番薯！
一个关键的名字出现了！张远声心跳漏了一拍，强行保持镇定，继续套话：“啊？那么好的地种坏了？那他不是要赔很多钱？他人在府城吗？不怕农人去府衙找他闹？”
“赔钱？官老爷的事谁晓得！”张守田嗤之以鼻，“人在不在府城俺哪知道？听说倒是常往不愿再多谈这个令他心烦的话题，扒完最后一口粥，起身又去查看所剩无几的粮仓了。
虽然父亲知道的不多，且充满偏见，但张远声还是提炼出了关键信息： 有一种作物叫“番薯”，传闻产量极高但推广失败。 李崇文是劝农官，可能常在西安府，但也经常下乡。
信息依然模糊，但总算有了个名字和大致方向。
下午，张远声找到在门房搓草绳的老仆张叔。张叔年轻时走过镖，见识比一般庄户人多些。
“张叔，”张远声挨着他坐下，拿起一根稻草帮着搓，“您见识多，您说，府城的劝农官，是个多大的官儿啊？比县太爷还大吗？”
张叔抬起浑浊的眼睛看了看他，笑了笑：“声哥儿怎么问起这个？劝农官啊，说不准，有的有品级，有的就是吏员。不过嘛，京城有户部堂官管着天下农事，咱们西安府嘛……听说有个劝农主事，底下应该也有些跑腿办事的。县太爷？那自是比不上的，但见了咱们平头百姓，那也是官老爷啊。”
“那他们平时都干啥？就来叫咱们多种地吗？” “呵呵，”张叔笑了，“哪那么简单。勘验灾情、推广新种、教习耕牛农具之法，都归他们管一点。不过啊，多是些应景的活儿，真能干实事的，少喽！”老人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张远声默默记下：劝农官是一个系统，李崇文可能是其中一员，负责推广新种，但权力和效率可能有限。
正说着，院外传来一阵令人不快的马蹄声和吆喝声。只见王管家骑着一匹瘦马，带着两个家丁，慢悠悠地路过张家门口，目光刻意地在院墙内扫了一圈，尤其在堆着柴火和粪肥的后院角落停顿了一下。
张守田闻声赶紧从屋里出来，脸上挤出笑：“王管家，您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