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更为复杂的“破立”挑战，来自区域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方案中提出的“探索清源区与北川县在共建园区中的税收分享、Gdp分计”，直接触及了地方政府最敏感的“钱袋子”和“政绩观”。
清源区与北川县虽然结了对子，也有合作意愿，但一到具体利益划分，双方都变得格外谨慎。在第一次关于共建产业园税收分享的磋商会上，分歧立现。
清源区方面强调，园区的基础设施、招商引资、管理运营主要依靠清源区投入，税收大头应归清源。
北川县则坚持，园区坐落在北川的土地上，占用北川的能耗环境容量，带动本地就业，理应享有相当比例的收益。
双方各执一词，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这不仅是经济账，更是政治账，关系到干部考核和地方发展积极性。
江辰意识到，这已超出简单的行政协调范畴，需要更高层面的规则设计和政治引领。他没有急于裁决，而是采取了“解剖麻雀、案例引领”的策略。
他组织财政、税务、统计、发改等部门成立联合课题组，选取一个已有合作意向的具体项目（如清源区某企业在北川投资建设的绿色食品加工厂）进行全生命周期模拟测算。假设不同分享比例，对双方财政收入、Gdp增长、就业带动等的影响分别是什么？试图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有利于合作可持续的“黄金分割点”。
同时，他分别与清源区委书记和北川县委书记进行深入沟通，引导他们跳出“一亩三分地”思维：“共建园区，不是清源区到北川‘圈地’，也不是北川单纯‘借鸡生蛋’，而是要共同培育一个新的增长极。算账要算大账、算长远账。园区发展起来，带来的产业链延伸、消费拉动、品牌增值，远非初始的税收分成可以比拟。我们要立的，是‘合作共赢’的新政绩观。”
经过大量的数据测算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双方最终同意，在一个示范性项目上采取“存量不变、增量分成”的过渡性方案，即企业原有税收归属不变，新项目产生的税收，按一定比例（如5：5或4：6，根据投入和贡献动态调整）进行分享，Gdp由统计部门研究制定跨区域分计办法。虽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突破，但毕竟打破了坚冰，为后续更深层次的利益协调积累了经验。
第三个“破立”的维度，体现在政策集成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省级层面赋予了政策集成试点的授权，但到了基层执行层面，条块分割的惯性依然强大。比如，北川县一个符合条件的乡村旅游项目，理论上可以同时申请文旅局的产业扶持资金、农业农村局的乡村振兴资金、环保局的生态补偿资金，但实际操作中，申报渠道不一、评审标准各异、资金下达不同步，企业仍然感到“碎片化”，政策合力难以显现。
面对这个问题，江辰推动建立了“试点政策集成落地调度机制”。要求发改委牵头，梳理出适用于试点县的各项资金政策，形成“政策工具包”。在北川县试行“项目一口受理、部门联合评审、资金打捆下达”的模式，由县发改委（局）统一受理项目申请，组织相关部门联合评审，根据项目属性匹配政策包，资金由财政部门按规定渠道整合下达。这虽然增加了前期协调工作量，却极大方便了市场主体，提高了政策效益，是打破部门壁垒、立起服务型政府的一次具体实践。
“破立之间”，充满了博弈、妥协与创新。每一项改革举措的推进，都像是在既有格局中打入一个楔子，既要有“破”的勇气，敢于触碰既得利益和惯性思维；更要有“立”的智慧，设计出公平可持续的新机制。江辰身处其中，深刻体会到深化改革的不易与必要。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改革的“工程师”和“润滑剂”，既要坚持方向，也要讲究策略，既要强力推动，也要善于凝聚共识。
随着一项项具体机制的破题与确立，清源市的区域协调发展试点，开始真正触及体制机制的内核，从“政策创新”走向“制度创新”。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破立之间”，新的发展动能正在悄然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