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被岳飞将军杀得损兵折将，牛羊辎重尽失，但其犯境之举确凿无疑。
这些胡虏即便暂时臣服，也不过是畏惧我大周兵锋，绝非真心归顺。
就像受伤的豺狼，挨了打便夹尾而逃，却始终躲在暗处窥伺。
待猎户稍有不慎，便会扑上来撕咬！
精通典籍的宗泽捋须说道。
这位进士出身的文臣才高八斗，又深谙兵法，实乃难得的栋梁之才。
其见解与柴皓不谋而合，皆道破了胡患千年不绝的症结所在。
不仅他们，历代明君贤相又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横扫匈奴的汉武帝，击溃 的唐太宗，定然也想过要犁庭扫穴，永绝后患。
当年汉武帝确实实施过这等策略，捣毁匈奴王庭祖庙，使其无处立足。
虽收一时之效，终究未能根治顽疾。
汉王朝即便在军力鼎盛之际能够威慑匈奴，迫使其臣服，却难以在国力衰退或内乱时维持对草原的掌控。究其根源，受限于草原的地理环境与游牧特性，加之汉唐时期的生产方式，中原王朝始终无法将统治真正渗透至草原各部，只能通过册封亲附的部落首领维持松散羁縻。当这些亲中原的首领被桀骜部族取代或离世后，经过休整的草原势力便会再度南下侵扰。
柴皓与大周面临的局面则截然不同。宋朝虽军力孱弱，却在经济文化领域取得长足发展，工商业繁荣甚至出现早期工业化雏形。这种变革必然引发生产方式与就业结构的剧变——过往朝代民力尽耗于农耕尚嫌不足，而宋朝因曲辕犁普及与工商业勃兴，人口突破亿数，人地矛盾凸显。加之朝廷纵容士大夫兼并土地，导致农民 频发，流民或被编入厢军形成冗兵，或涌入工坊商队谋生。汴梁州桥码头仅搬运工人就达万众，占都城人口百分之一，若算上纺织、造纸、建筑等各业雇工，工商从业者规模更为惊人。
至大周时期，柴皓作为穿越者更有意识地推动工商业发展，使得经济活跃度远超赵宋。新兴工坊甚至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这并非因农民不愿转业——大周始终坚守农本政策，朝廷通过皇商体系与国营作坊获取利润后，以合理价格收购农民余粮，既保障农业根基，又为工商业输送资金，形成良性循环。
农民们将剩余的粮食换成沉甸甸的铜钱，既保证了全家口粮，收入也不比做工差。
随着柴皓攻灭金国、收复辽国故土，缴获了大量马匹和牛羊。朝廷将其中不适合作战的驽马和耕牛，或出售或租赁给民间百姓。这数十万头牲畜，让近百万农户拥有了耕作帮手。加上原本就有耕牛的富裕农户，大周农民的劳作负担大大减轻。
种田不再辛苦，余粮又能以公道价格卖给朝廷，农民的生活比赵宋时期明显改善。因此多数习惯务农的百姓，并不愿转行做工。在当下的大周，务农与做工都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也导致新兴工商业虽多，却面临工人短缺的问题。
对柴皓来说，这并非难题。萧干率领的三十万部族联军，在他眼中就是现成的劳动力。这些部族的牲畜资源，足以让每户大周农家都分到耕牛或驽马。羊群能为百姓提供肉食，羊毛则可制成保暖衣物，甚至成为贵族喜爱的奢侈品。
柴皓计划将这批联军连同牲畜全部迁入大周。牲畜可分配给无牛农户，或高价租赁给工商作坊。俘虏们则能充当搬运工、矿工，参与修渠筑路等工程。此前被俘的女真人和渤海叛军，已被派往河东路挖煤。新增这三十万劳力，将大幅降低各项工程的实施成本。
对待这些战俘，可以毫无顾忌地驱使劳作。但柴皓不忍心让本国百姓承担繁重徭役。他既爱民如子，也深知王朝覆灭往往源于民不聊生。外敌未必能摧毁国家，但活不下去的百姓，终会化作焚毁王朝的烈火。
柴皓致力于安抚百姓、减轻民负、遏制土地兼并并推动工商业繁荣，同时拓展疆域，消除内部纷争，使大周子民的福祉与王朝命运紧密相连。国运昌隆则黎民安乐，社稷倾颓则万民遭殃。
如此施政，四海苍生岂能不衷心拥戴大周朝廷？
这些战俘劳力使大周百姓得以免除徭役之苦，民众自然更愿缴纳钱粮赋税作为替代。朝廷因此获得切实税入，形成良性循环——国力日渐强盛，民生持续改善。唯独那些昔日敌寇处境艰难，但这已是柴皓与大周赐予的恩典。
当初若柴皓未存生擒为奴之念，大周铁骑旦夕间便可踏平来犯之敌。草原联军理当叩谢周帝不杀之恩，仅以苦役赎罪实属莫大仁慈。想那金国女真何等猖獗，其青壮若非充作矿奴劳作至死，早被尽数诛灭。
蝼蚁尚且贪生，纵使每日在坍塌威胁中服苦役，能苟活一日便是一日。这些战俘既为大周创造价值，也算物尽其用。何况杀俘有损天威，役使俘虏既可博取仁德之名，又能坐收实利，岂非两全？
在柴皓眼中，三十万联军正是三十万精壮劳力。不过需先甄别其中桀骜不驯者。方才命萧干膝行入帐，既折辱这位所谓奚国皇帝，亦试探各部首领——他们的态度将决定其生死存亡。
试探已见成效。远处奚人联军反应纷呈：萧干虽自称皇帝，实则不过以十万奚族兵马为核心，纠集室韦、蒙兀等部组成的乌合之众。
若不是大周这个新兴霸主在旁虎视眈眈，草原各部也不会联合起来，更不会推举萧干称帝。
事实上，萧干这个所谓的皇帝，对各部的约束力极为有限。
因此，与其称他为奚国皇帝，不如称他为奚王萧干更为贴切。
此刻，奚王萧干的面色依旧阴沉铁青，仿佛遭受了莫大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