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你以为该如何处置？”
魏忠贤躬身回道：
“皇爷圣明。虏情虽狡，然其言未必全虚。
辉腾锡勒魔部能迫林丹汗至此，其实力不容小觑。
然此亦是我大明之机。奴才以为，当以‘以虏制虏’为上。”
“细说。”天启道。
“其一，可准林丹汗所请，重开春季大市于宣府、大同沿线，增市赏，予其粮帛、铁器，乃至有限火器。”
魏忠贤条理清晰，
“然需严加约定，此等物资，只可用于西御魔部，东遏建奴。
若其用以兼并蒙古他部或滋扰我边镇，立止市赏，并发兵问罪。”
“其二，令宣大总督、巡抚，借此次抚虏之机，整饬边备，加固城防，
广派夜不收深入草原，切实探查那‘魔部’之虚实动向，不得再如往日般敷衍塞责。”
“其三，”魏忠贤略一停顿，略一思索后从容说道，
“亦是重中之重。林丹汗既言愿东向助我抗金，朝廷当善加利用。
可令辽东经略孙承宗，借此时机，或遣使与林丹汗约期，
令其出兵袭扰建奴侧后，牵制其兵力；
或至少令其开放通道，允我大明使者、细作借道察哈尔，
深入辽东腹地，探听建奴虚实。
此乃千金难买之机。”
兵部尚书高第出列附和：
“陛下，魏公公所言极是。
林丹汗虽困兽之斗，然其若真能东向，于辽东战线确为一大助力。
孙经略在关外广筑堡垒，步步为营，若有虏骑从旁牵制，进展必能加速。”
天启皇帝沉吟片刻，点了点头：
“可。便依此议。内阁拟旨，发往宣大、辽东，着其相机行事。
魏伴伴，东厂、锦衣卫需严密监控林丹汗部动向，
市赏物资流向，及其与那‘魔部’接触之情，随时奏报。”
“奴才遵旨。”魏忠贤躬身领命，眼底闪过一丝满意。
此举既巩固了边防，又将林丹汗牢牢绑在大明的战车上，
更将探查“魔部”和利用林丹汗抗金的主动权抓在了自己手中。
然而，如此重大的战略调整，必然触动朝堂各方神经。
消息传出，暗流随即涌动。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赵南星等为首的东林残余势力，
虽经“移宫案”、“京察”等事后已被魏忠贤打压得七零八落，影响力大不如前，
多数已退居闲职或罢官归乡，但仍在朝野士林中保有相当声望和暗中联络的渠道。
他们通过门生故吏得知此事后，并未直接反对，
在“共御外侮”的大义名分下，直接反对与林丹汗合作是极不明智的。
但他们却暗中指使言官御史，上疏弹劾。
奏疏中，他们避实就虚，不直接质疑决策本身，
却大肆抨击“增市赏、予虏器”是“资敌养寇”，指责魏忠贤“擅开边衅”，
并隐隐将“魔部”之祸与魏忠贤及其党羽在地方的“暴政”联系起来，暗示是其不仁招致天谴。
更有甚者，暗中散播流言，称魏忠贤与林丹汗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企图混淆视听。
另一方面，一些并非东林嫡系、却对阉党专权不满的官员，
如兵部右侍郎李邦华等，则从实务角度提出担忧：
恐林丹汗拿了大明的好处，却阳奉阴违，
甚至与建奴、魔部暗中勾结，届时大明将赔了夫人又折兵。
他们要求加强对林丹汗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对于这些明枪暗箭，魏忠贤应对得驾轻就熟。
他首先促使天启皇帝下旨，严厉申饬那些言官“不顾大局，空言误国”，
将几个跳得最凶的御史革职查办，以儆效尤。
其次，他借机再次清洗朝堂。
指示其干将崔呈秀、田尔耕罗织罪名，
将几名暗中与东林残余有牵连、又在此事上表现出疑虑的官员，
或罢黜，或外放，进一步巩固了对朝政的控制。
对于李邦华等提出的合理担忧，魏忠贤则将其纳入自己的执行方案中，
强调东厂、锦衣卫会加强监控，反过来以此彰显自己思虑周全，将可能的反对声音也化为己用。
经此一番运作，与林丹汗合作、共御“魔部”、东制建奴的战略得以推行。
诏书发往边镇，大同、宣府的守军开始紧张地整备防务，
辽东的孙承宗也接到了来自京师的最新指令和“以虏制虏”的新思路。
整个朝廷的注意力，似乎暂时被引向了北方的边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