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来越多的人把精力放在私田上，公田的产出越来越差，贵族领主收入减少，他们就可能加重剥削，或者干脆改变制度。同时，随着农具和牛耕的逐渐普及‘这也是一个量变过程’，生产效率提高，一家一户有能力独立耕种更多土地。这内外因素叠加，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井田制’这个‘质’就维持不下去了，必然要被新的土地制度所取代，比如按亩收税，承认土地私有。你看，从‘井田制’到‘私田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不是某一天突然宣布改变，而是各种细微的变化积累了几百年，最后瓜熟蒂落。”
扶苏恍然：“犹如水之渐寒而成冰，非一日之寒。学生以往读史，只见制度之更迭，却未深究此等细微积累之过程。依先生所言，需观察事物发展过程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之变化，因其可能导向根本之变革？”
“正是！所以要防微杜渐。很多大乱子，都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小矛盾没处理好，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赵天成说道，随即引出第三点，“而这质变之后呢，又不是一了百了，还会继续发展。这就涉及到辩证法的第三条——‘否定之否定’。”
“否定之否定？”扶苏觉得这个说法尤为奇特。
“对。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直线向上的，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它会对自身进行否定，但又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扬弃’——抛弃其中过时的、消极的东西，保留其中还有价值的、积极的东西。然后，这个被否定后的新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又会因为内部矛盾，再次被否定，从而进入一个更高级的阶段。这就叫‘否定之否定’。”
他需要一个能贯穿较长时间的历史脉络来阐释。
“我们用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来看。比如，远古时代，部落联盟推举首领，讲究‘禅让’，这是一种‘天下为公’的原始民主制，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个阶段。”
“后来，大禹传位于启，家天下始，建立了夏朝，进入了‘世袭制’的王朝时代。这是对原始‘禅让’民主制的第一次‘否定’。它确立了私有制和阶级统治，在当时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它能提供更稳定的秩序和组织。”
扶苏提问：“然则，先生，此一‘否定’，以家天下否定了公天下，岂非是一种倒退？”
“问得好！”赵天成赞许道。
“从‘公’到‘私’，表面看是倒退。但你看，世袭制推动了国家形态的成熟，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它‘扬弃’了原始民主制那种松散、效率可能低下的状态，保留了组织生产和维护秩序的功能，并以新的王权形式将其强化。这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进步。但它自身也包含了矛盾，比如王权继承争斗、贵族势力坐大、百姓负担加重等。”
“到了商末周初，周人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分封制’和‘宗法制’构建了新的统治体系。这可以看作是对夏商以来早期王权制度的一次调整和发展，其中也包含了对前朝某些弊端的‘否定’因素，比如更强调统治者的‘德性’。但本质上，它仍是在‘家天下’世袭制框架内的演进。”
“而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分封制、世卿世禄制弊端尽显，诸侯争霸，制度混乱。这本身就是对周初那一套制度的‘否定’过程。最终，由秦国通过变法，建立起高度集权的‘郡县制’帝国，实现了天下统一。这是第二次重大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