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指出人心本身具备成就善的潜能与功能，本不应固有地“危殆”。
“其危也，道危之也。善恶相形，悬衡以治其灵明，而乃见人之危，其势岌岌焉。”
（它的危殆，是“道”使之危殆。善恶相互对照，用权衡（道）来治理人心的灵明，这才显现出人心的危殆，其态势岌岌可危。）
危殆感的产生，恰恰是因为“道”作为标准和尺度介入了，要求人心在善恶间做出抉择，这才显得人心摇摆“岌岌可危”。
同理，“今夫道亦至显矣，不但君父得之以为君父，臣子得之以为臣父，且食得之以利其食，色得之以利其色，昭然于天下者，昭然于吾心，而奚其微？其微也，人微之也。形气之用，日进而迫其灵明，而道遂成乎微，其势浸衰矣。”
（道也是极其显明的，不但君父凭借它成为君父，臣子凭借它成为臣子，而且饮食凭借它有利于饮食，色欲凭借它有利于色欲，昭然于天下，昭然于我们心中，它有什么隐微呢？它的隐微，是人使之隐微。形气的作用日益进逼人心的灵明，于是道就变得隐微了，其态势逐渐衰微。）
道本身是显明的，无处不在，其所以显得“隐微”，是因为人沉溺于形气物欲，遮蔽了灵明，使得道的影响力“浸衰”。
最终，他点出关键：“委之于人，而道心微；临之以道，而人心危。”
（若将治理之事完全委任于“人心”（不加引导），则道心就会隐微；若以“道”为标准来面对和要求人心，则人心就会显现出其危殆不安。）
因此，他提出的方法论是：绝不能因为人心在“道”的审视下显得“危”，就放弃以“道”临之！在东瀛这种“既分既流”、理难以直接依靠的势态下，更要坚信“道”（性善）的根本正确性，并以强势的姿态，持续地用“道”的标准去规范、去引导、去塑造人心！ 这不是放弃性善论，而是在复杂现实中践行性善论的唯一途径——通过强势的教化（包括制度、文化、法律），将已然分离的“人心”重新拉回“道心”的统摄之下，防止“分者乃夺合者之位，流本统于源，而其源不能保其流之终”的可怕局面。
御书房内一片寂静。朱熹这番结合现实、直指本源的宏论，将性善论置于一个更为辩证、也更具实践力的框架内。他并非不知人性之复杂，而是主张以更强大的信念与力量，去驾驭这种复杂，最终实现“合者以统分”的王道理想。
宋徽宗沉吟良久，目光中的躁动似乎平息了一些，转化为一种更深沉的思索。刘混康依旧面无表情，但眼神深处似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吴用则若有所悟，感觉眼前似乎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人性之复杂，令人叹息。但在这叹息之后，是放弃，还是以更坚定的方法与力量前行？朱熹给出了他的答案。而这答案，将如何影响未来海东乃至大宋的国策，犹未可知。唯有一点清晰无比：关于人性与教化的探索与实践，必将在这纷扰的世道中，持续下去，叩问着每一位执政者的智慧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