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美的手悄悄摸向公文包的夹层，我知道那里藏着个钢制活页夹——那是他出发前从律所的废品堆里捡来的，边缘还留着点铁锈，他说“万一遇到事，总能当个防身的东西”，当时我还笑他小题大做，现在才明白，这不起眼的活页夹，竟真的要派上用场。
红毛见妇女不肯松手，眼神更狠了，另一只手抽出第二把弹簧刀，转身就划向斜前方一位老人的军绿色挎包。
那老人头发花白，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怀里紧紧抱着挎包，像是抱着什么救命的东西。就在刀刃快要碰到挎包带子的时候，王善美突然猛地站起身，公文包“啪”地横挡了过去。
“当！”
金属相撞的脆响在车厢里炸开，震得人耳朵发疼。羊皮封面没能挡住刀刃，瞬间裂开一道三寸长的口子，几页案卷从裂缝里飘出来，像雪片一样落在过道上。
红毛的刀刃卡在了活页夹的铆钉之间，他用力一抽，“哗啦”一声，活页夹的几页纸被带了出来，王善美包里的《刑事诉讼法》笔记本也跟着掉在了地上。
笔记本的纸页已经泛黄，是那种最普通的方格本，封面上用钢笔写着“王善美”三个字，字迹工整。一张纸从笔记本里滑出来，上面是他业余时间学习《古代汉语》时写的批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墨色已经有些淡了，却被刀锋从中间划成了两半，半截在红毛脚边，半截粘在车轮溅起的泥点上。潮湿的空气里，墨迹慢慢洇开，像一道蓝色的泪痕，挂在泛黄的纸页上。
“好啊，敢跟老子耍横是吧？”红毛恼羞成怒，朝着车厢后面喊了一声。
很快，一个身材粗壮的男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裤脚往上一撸，从里面抽出一根钢管，“哐当”一声敲了敲座位扶手，眼神凶狠地盯着王善美。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前排突然响起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咳咳……咳咳咳……”二十多个穿着蓝色工装、皮肤黝黑的民工模样的人同时转过身，有人手里举着喝空的二锅头瓶子，瓶底在煤油灯下泛着冷光；有人攥着手里的扳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红。
为首的一个民工抹了把脸上的汗，声音沙哑：“欺负老人妇女，算什么本事？”
红毛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会有人站出来。他骂了句脏话，抬脚踹翻了旁边的小桌板，搪瓷缸子从桌上掉下来，在过道里“叮叮当当”地滚着，里面剩下的半杯茶水洒在地上，很快就被灰尘吸干。
他不敢多待，拉着同伙就往车厢门口跑，路过王善美身边的时候，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像是在记恨刚才的阻拦。
王善美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捡拾散落的案卷，手指碰到被刀尖戳穿的送货单时，动作顿了顿。那是我们服装厂最关键的一张单子，上面有收货人张德顺的签名，现在却被划了个窟窿，字迹都变得模糊不清。
“哥哥，用这个粘一下？”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斜对面的大学生递过来半块橡皮，橡皮已经用得只剩小半块，表面被擦得光滑。
王善美抬头道谢，才看清对方手里拿着一本《法理学》，课本扉页上盖着“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红色印章，在1989年的夏夜，那抹红色格外鲜亮，像一点不肯熄灭的光。
列车员推着餐车经过，车轮碾过散落的案卷，“吱呀”一声，在“肆仟元整”的金额处留下两道黑色的车辙，像是给这笔难追的货款，又添了一道阻碍。
第二天中午，我们终于到了长垣县。出了火车站，我们租了辆永久牌自行车，他骑车带着我，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往乡司法所骑去。
路边的白杨树叶子落了一地，自行车骑在上面发出“沙沙”响，远处的村庄里，飘着袅袅的炊烟，看着平静，却藏着说不出的压抑。
司法所设在一个旧院子里，土墙上贴着五张通缉令，都被雨水泡得卷了边，上面的照片模糊不清，字迹也有些褪色。
所长是个缺了门牙的老头，穿着件灰色的中山装，袖口挽到胳膊肘，正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嗑瓜子。
见到我们，他慢悠悠地吐掉嘴里的瓜子壳，从搪瓷缸里又抓了一颗，塞进嘴里：“你们是北京来的？找张德顺要账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