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会计坐在桌后，手指熟练地拨着算盘，直到我把来意说完，他才停下动作，端起搪瓷杯慢悠悠地喝了口茶，杯底的茶叶渣晃了晃，像是在嘲笑我的天真。
“张毅啊，这事难办哟。”他拖长了调子，眼睛瞟向窗外的水洼，眼神中透着一丝狡黠，“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有时候啊，这‘心意’到了，很多事也就好通融了。”说着，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搓了搓，像是在捻钞票的边角，眼神斜斜扫过我，那点暗示再明白不过。
我心里一阵发烫，并没有理解他的话的深意。我又有些委屈，把抄好的政策文件往他面前递了递，说道：“吴会计，我找了规定，上面说单位得支持职工学习……”
吴会计瞥了眼文件，脸色立刻冷了下来，重新拿起算盘，“哼”了一声：“规定归规定，实际归实际。你要是按规定来，就找鲁主任签字去。”
算盘声再次响起来，比刚才更急、更响，珠子碰撞的声音像是在赶人。我捏着录取通知书的边角，指尖都泛了白，默默地退了出去。
下午，办公室通知我去会议室整理行政会议记录。空旷的会议室里只有我一个人，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长条木桌上，灰尘在光里飘着，像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小精灵。
我摊开记录本，一笔一划认真地抄着“加强窗口服务”“提高工作效率”的条文，字迹越写越重，似乎要把心中的不满都发泄在这纸上。
抄到最后一页，末尾空白处一行潦草的字突然撞进我的眼里——墨迹很深，带着不耐烦的力道：“需警惕：部分青年职工，尤其有点文化的，心思活泛，要防止知识分子翘尾巴！”
我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桌上，像是被这行字惊到了。这字迹我认得，是鲁主任的。原来我攥着录取通知书想往前迈一步，在他眼里不是上进，而是“心思活泛”，是“翘尾巴”。那行字像一根冰针，直直地扎进我的胸口，让我闷得喘不过气来，连呼吸都沉了几分。
整理完记录，我低着头往楼梯口走去，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这时，我撞见了工会的韩主席。他看了看四周没人，赶紧把我拉到楼梯间的阴影里，盯着我手里的录取通知书，叹了口气，说道：“小子，是不是在鲁主任那儿碰钉子了？”
我点点头，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压得更低：“老鲁那人，就认实际的。你想上学是好事，这么着，先别跟别人说，上课的时间我帮你盯着，要是有急事，我给你捎信。报名费你先自己垫上，回头我看看工会‘职工教育’的经费能不能给你补点，但我可不敢保证啊。”
我攥着韩主席给的这点暖意，如同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走出办公楼。雨后的风更冷了，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刚走到大院里，就看见办公室主任汪主任从楼里出来，夹着黑色公文包，脚步沉稳地走向他那辆崭新的自行车。他脚上的三接头黑皮鞋擦得锃亮，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路过一个水洼时，他毫不在意地踩了进去，“啪”的一声，水花溅在裤脚边，他却像没看见似的，继续昂首阔步地往前走。
我下意识地停下脚步，低头看向那个水洼。浑浊的水面上，映出汪主任皮鞋的倒影——油亮、完整，边缘清晰，透着股说不出的权威，似乎在宣告着他的地位和权力。
我的目光往下移，看见倒影里还有一双鞋——是我的解放鞋，鞋面上沾着泥点，像是岁月留下的伤疤。右边鞋尖破了个小洞，在水波里晃了晃，那个洞显得更大了，像一张无声的嘴，在嘲讽着我手里的录取通知书，也嘲讽着我想往前迈一步的心思。
一新一旧，一实一虚，一完整一破损。两个倒影在水洼里短暂地叠在一起，风一吹，水面晃了晃，两个影子也跟着歪了，却更清楚地照出了这之间的鸿沟——那是身份的距离，是权力的重量，也是我攥着录取通知书，想往前迈一步却被现实绊住脚的窘迫。
我站在原地，看着水洼里的倒影，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迷茫而又无奈。直到汪主任骑着自行车走远，我才慢慢攥紧手里的录取通知书，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家的方向走去，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对现实的无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