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不说，我也懂。谁不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深圳的高楼、南方的海风、未知的机遇，这些念头像野草似的在我心里长了很久。
可我更清楚，当初为了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大集体指标，我跑了多少趟市劳动局和区里，反复展示自己能写能算，才终于得到这份全民单位改为大集体指标，才好不容易觅得这份伏案工作——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份安稳的工作，就像寒冬里的炭火，攥在手里，怎么也舍不得松开。
我没接话，只是低头剥花生米，“咔嚓、咔嚓”的声响在安静的值班室里格外清楚。小吴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酒气混着热气扑过来：“你放心！等我在深圳站稳脚跟，挣了钱，先给你寄条最时髦的喇叭裤！就是电视里演的那种，裤腿宽得能装下两条腿的！”他说得斩钉截铁，仿佛已经看到我穿上喇叭裤的样子，眼里又恢复了刚才的光亮。
我捏着手里的花生壳，看着他兴奋的样子，心里像装了五味瓶。有为他高兴的，有羡慕他敢闯的，可更多的是自己无法同行的失落，像嘴里含着块没化的冰糖，甜丝丝的，却又带着点说不出的苦涩。那啤酒的苦味还在舌尖打转，可比起心里的滋味，又算得了什么呢？
小吴辞职走后的那几天，我总睡不着。夜晚的办事处很静，只有窗外的梧桐树在风里沙沙响，偶尔有晚归的自行车路过，车铃声从远到近，又慢慢消失。我伏在那张掉了漆的木制办公桌上，面前摆着台老旧的打字机，键盘上的字母已经磨得看不清，敲下去时总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像在跟我对话。
我把这些天看到的、听到的都写了进去——宣传栏前的议论、小吴画在地上的地图、自己心里的渴望与不安，还有从报纸上查到的深圳往事：1979年3月改宝安县为深圳市，11月归广东省直属；1980年8月26日成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短短四年时间，就从一个只有几条土路的小渔村，变成了到处是工地、到处是机遇的城市，人们都叫它“深圳速度”。
我在稿子里写，想象着站在深圳的街头，看高楼之间的阳光，听汽车鸣笛的声响，那该是怎样热闹的场景；也写老周的忧虑、王师傅的怀疑，写小城人面对变革时的犹豫与不安；更写了自己——写我多想跟着小吴一起南下，可又因为腿疾，只能守着眼前的办公桌，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渴望飞翔，却又飞不高。
稿子改了三遍，每个字都反复斟酌，直到觉得再也没法改得更好，才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分别投给了市电台和《宜城日报》。从邮局出来时，风还带着点凉，可我心里却热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好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每天清晨，我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先把当天的《宜城日报》从头到尾翻一遍，连中缝的广告都不放过，生怕错过自己的稿子；中午吃饭时，耳朵也总朝着食堂的收音机，听里面播的新闻和文章；到了晚上，更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会儿想“编辑会不会觉得我的稿子不好？”，一会儿又想“要是播出来，听众会怎么看？”
这种期待又忐忑的心情，像块湿毛巾，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有时正写着报表，突然就想起稿子的事儿，手里的笔停在纸上，半天没动静；有时听到别人说“今天的电台节目不错”，就赶紧追问“播了投稿吗？”，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心里又会空落落的。
日子就这么在等待中一天天过去，直到几天后的一个午后。那天的阳光特别好，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落在打字机上，把键盘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坐在桌前，手里捏着笔，却没心思写东西，眼睛总不由自主地瞟向桌上的收音机——那是台红色的“熊猫牌”收音机，还是去年单位发的福利，平时主要用来听新闻。
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一段熟悉的前奏，是“青年之友”节目的开场音乐，轻柔的钢琴曲像流水似的漫出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桌上，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紧接着，播音员那字正腔圆的声音透过扬声器传了出来，温和又富有磁性，像春日里的阳光，落在我耳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青年之友’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播送一篇特殊的投稿，它来自一位生活在小城的青年，字里行间满是对远方的向往，也藏着对时代的思考。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小城青年眼中的经济特区》。”
我的呼吸瞬间停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只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像要从胸口跳出来似的。窗外的梧桐叶在风里轻轻晃，阳光落在打字机的键盘上，亮得让我有些睁不开眼——我知道，有些东西，从这一刻起，不一样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