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里很简陋，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稻草，盖着块旧毯子；还有一个旧木箱，一个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本《华严经》，封面都破了，书角卷得厉害；旁边摆着个木鱼，是用木头做的，打磨得很光滑。男人给我们倒了两杯白开水，杯子是搪瓷的，上面印的字都看不清了。他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轻声说：“我就是陈明。”
民警小张说明了来意，陈明沉默了一会儿，慢慢说起了往事。1970年，他才十八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跟着一群红卫兵到处闹，参加武斗。有一次，他亲眼看见自己最好的朋友被人打死了，躺在地上，流了好多血。“那时候我才知道怕，”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疯的，我不想再跟他们一起闹了，就跑了出来，躲进了这里。”
他在这里一躲就是十二年。刚开始的时候，靠在山下帮人砍柴、种地换点吃的；后来找到了一本《华严经》，就天天读，慢慢就想通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打打杀杀，是为了心里的平静。
这些年，他没跟家里联系过，也没出去过，他说：“我对不起家里人，可我现在这样，回去了也只会给他们添麻烦。在这里挺好的，安安静静的。”
我拿出笔记本，认真地记录着，写下“发现失踪人员陈明，现状：自愿隐居，宗教信仰佛教”。写完后，我看着这行字，心里沉甸甸的。这短短的十几个字，怎么能概括他十二年的孤独？怎么能说清他心里的痛苦和释然？离开的时候，陈明送我们到教堂门口，手里拿着那本《华严经》，说：“谢谢你们，不用告诉我的家人，我在这里，真的很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跟这些人打交道多了，我心里的那些苦闷，慢慢也就淡了。说句心理话，时间真的是治愈心病的良药。
我看着李嫂用红墨水守护孩子，看着赵阿姨用思念留住老伴，看着陈明用信仰找到平静，他们都在用力地活着，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世上找一个能安身的地儿。
跟他们比起来，我的这点挫折算什么呢？高考没考上，招工没选上，爱情走了，可我还有能走路的腿，还有疼我的父母家人，还有一份能让我吃饭的活儿。
我不再整天琢磨自己的苦，而是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普查员有不懂的地方，我就耐心讲；居民有不配合的，我就上门跟他们聊家常，慢慢说。有时候晚上加班，看着办公室里亮着的灯，看着桌子上堆得整整齐齐的表格，心里突然就明白了：每个人都想在这世界上留下点痕迹，证明自己来过、活过。而我，能帮他们把这些痕迹记下来，这本身就是件有意义的事啊。
十月底，人口普查工作终于快结束了。我们把所有的表格都整理好，按社区分类，装订成厚厚的名册，每一本都有砖头那么厚，上面盖着街道办的红色公章，看着特别郑重。
汪主任拿着名册，笑着说：“这些都是咱们的战果，得好好保存。将来后人翻开这些册子，就能知道1982年的时候，咱们这座城市有多少人，大家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我是最后审核的人之一，负责翻阅最终的名录表。表格是那种厚实的牛皮纸封面，翻开时能听见纸张摩擦的“沙沙”声，里面的名字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像春天里刚冒芽的麦田，一眼望不到头。
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几串简短的字：年龄是冰冷的数字，性别是简单的“男”或“女”，职业是“工人”“教师”“家庭主妇”这类概括性的词——可我知道，这寥寥几字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日子。
比如那个写着“纺织厂挡车工”的名字，或许是每天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赶去车间，手指被棉纱磨出茧子的女人；那个标着“退休干部”的，可能正每天提着鸟笼去公园，偶尔还会对着老照片叹气。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指尖划过粗糙的纸面，偶尔会触到前几人留下的、没干透的墨迹，带着点温热的潮气。翻到“迎江社区”那一页时，目光突然被一行字钉住了——“张毅，男，1960年生，汉族，高中文化，健康状况：残疾，职业：社居委工作人员”。
这是我的名字。
钢笔写的字迹很工整，是我自己填的，可此刻看着，却像第一次认识这几个字。“残疾”两个字格外扎眼，比旁边的“年龄”“职业”都要重似的，压得我指尖微微发颤。
我想起之前总怕别人盯着我的腿看，怕招工办的人那句“影响形象”，怕女友字条里“不是一个世界”的暗示——我总觉得自己是“特殊”的，是被人群落在后面的那一个。
可现在，我的名字混在这么多人里，跟“王秀英，女，1945年生，汉族，小学文化，职业：家庭主妇”“李建国，男，1958年生，汉族，初中文化，职业：汽修工”挨在一起，没有任何不同。我们都是这张纸上的一个名字，一个数字，一份构成这座城市的微小分量。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一会儿，手指无意识地在名字旁边蹭了蹭。或许是纸上的墨迹还没完全干透，或许是手心出了汗，指尖沾到的墨痕轻轻晕开一点，像一滴墨掉进了河里，慢慢融在水里，没了原本的形状。
那一刻，心里突然松了口气——原来我不是什么“特殊”的存在，我只是这千万人中的一个，像路边的一棵树，河里的一滴水，安安稳稳地长在属于自己的地方。之前那些纠结的、痛苦的，觉得自己“多余”的念头，好像也跟着那点晕开的墨迹，慢慢淡了下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