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普查员一听，拍着手笑了：“哎哟，张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之前总把俩概念弄混，这下不会错了。”
人口普查开始之后，则在统一的时间进行上门登记，登记完了之后，由普查指导员们审核。审核表格的活儿最熬人，每张表格上，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十几项内容，少一个字、错一个数都不行。
有时候一张表格能找出五六个错：有的把“回族”写成“回簇”，有的把“丧偶”写成“未婚”，还有的把出生年月写错，明明是1950年生，写成了1960年，一下小了十岁。遇上这种情况，我就得拿着表格，骑上自行车去居民家里进行核实。
有一次，我去纺织厂宿舍找一位姓马的大爷核实年龄。马大爷住在一楼，窗户外面种着几盆月季，开得正艳。
他说自己是1925年生的，可表格上写的是1935年。我问他有没有户口本，大爷叹了口气，从抽屉里翻出个旧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纸：“早年搬家，户口本丢了，就记得我是民国十四年生的，那年我爹还在北平做学徒呢。”
我赶紧掏出笔记本，算了算——民国元年是1912年，民国十四年就是1925年，没错。
回来的路上，我心里琢磨着：这表格上的每个数字，都连着一个人的一辈子，为了让普查数据准确无误，我们除了多细心点，还要抽空到派出所查询户籍大底表，做到普查数据与户籍大底表准确一致。我想就能让他们的日子在纸上也能站得稳。
八月中旬，天最热的时候，我开始跟着普查员去走访“疑难杂户”——就是那些要么没人开门，要么信息含糊的人家。
第一个遇上的，是住在城西名叫腊烛山棚户区的李家。棚户区全是低矮的土坯房，一间挨着一间，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过，地上满是污水坑，踩进去能溅一裤腿泥，苍蝇“嗡嗡”地在头顶飞。
根据社区提供的线索，李家可能超生了，我们去了三次，都没人开门，要么是敲半天没动静，要么是里面有人说话，就是不开门。
第四次，我们早上六点就去了。天刚蒙蒙亮，棚户区里已经有动静了，有人在生炉子，烟筒里冒出的黑烟裹着煤味。
我们刚走到李家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婴儿的哭声，细细的，带着点委屈。过了好一会儿，门才慢慢打开一条缝，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探出头来，是李嫂。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头上，眼睛里满是慌神。
“同志，你们……有事儿吗？”她的声音有点发颤。
“我们是街道人口普查的，想跟您核实下家里的人口情况。”我指了指胸前挂着的普查指导员的工作挂牌，她扫了一眼，才把门开大点，让我们进去了。
屋里特别暗，只有一扇小窗户，挂着块破布当窗帘，光线只能从布缝里钻进来，在地上投下几道细窄的光。
靠墙的木板床上躺着个婴儿，裹在洗得发黄的小被子里，小脸皱巴巴的，额角有一块醒目的红胎记，红得像抹了胭脂。我走近了些，心里却犯了嘀咕：这胎记的颜色太亮了，边缘还有点晕开，凑近了闻，能闻到一丝淡淡的墨水味——像是红墨水。
李嫂见我盯着婴儿看，赶紧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手都在抖：“这是我家老三，刚生下来没多久。”她丈夫老李站在角落里，背对着我们，手里攥着个烟卷，烟灰都快掉在地上了，却没顾得上弹。
我没点破，只是拿出表格，按流程问：“李师傅，李嫂，你们家现在一共几口人？老大、老二多大了，在哪里上学？”
老李慢慢转过身，眼神躲躲闪闪的，声音也很低：“就……就四口人，老大上小学三年级，老二还不到上学年龄。”
我把表格递过去，让他们签字。老李接过笔，手顿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在表格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笔画都有点歪。
走出李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晒得后背发烫，我推着自行车，把儿都被汗水浸得滑溜溜的。我回头看了看那间低矮的土坯房，心里堵得慌。那时候计划生育抓得紧，超生了要罚款，严重的还会影响工作。李嫂用红墨水在孩子额头上画胎记，不是想骗人，是想给这刚生下来的小生命，找条能活下去的路啊。
好在我们进行人口普查不触及政策执行，关键在于摸清人口，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