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灯泡换了好几个，我的眼睛熬得布满血丝，可一点也不觉得累——我想凭着自己的脑子，补上腿的缺憾，敲开大学的门，再也不用被“残疾”的标签捆着过日子。
我那辆永久自行车，也多了个重要用处。每个星期天，我骑着它去几里外的市图书馆查资料、复习，一待就是一整天，连午饭都只是啃两个自带的馒头。
晚上我还报了个补习班，去上课的路上，车筐里总装着借来的复习资料，用绳子捆得紧紧的，生怕路上颠坏了。风刮在脸上，带着冬天的寒气，可我心里却满是甜劲儿，连蹬自行车的腿都觉得有劲儿。
一路上总能碰见同去补习的人，大家骑着车并排走，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重难点：“昨天那道物理题，你用的是受力分析还是能量守恒？”“数学的函数太绕了，你有没有简单的解题窍门？”“政治的时事部分，咱们抽时间一起整理吧”。
自行车铃“叮铃叮铃”响，说话声、笑声混在一起，空气里飘着的，全是失而复得的重生气息。我骑着车跟着他们往前冲，总觉得自己终于赶上了那班能改命的列车，只要再使劲儿点，就能看见不一样的未来。
1977年末到1978年初，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我穿着母亲给我缝的蓝布褂子，褂子洗得有些发白，却被我叠得整整齐齐。我骑着自行车往考场去，路上的雪还没化，车轮碾过雪地，留下两道浅浅的印子。
考场外挤满了人，有比我大好几岁的知青，脸上还带着乡下劳作的风霜；有刚高中毕业的学生，眼神里满是青涩；还有像我一样在单位上班的年轻人，手里攥着准考证，指节都有些发白。大家的眼神里都掺着紧张和期待，连呼吸都比平时轻了些。
进考场前，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心里的紧张压下去——这是我的机会，不能慌。考场里安静得很，只听见笔尖在试卷上沙沙作响的声音，像春蚕啃桑叶，又像梦想在纸上一点点跳跃。我看着语文试卷上的作文题《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心里一下子就亮了——我想起了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天，想起了翻出旧课本的那天，那些激动的、温暖的瞬间，顺着笔尖一点点流出来，写满了整整两页纸。
数学题有些难，我皱着眉，一边在草稿纸上画图，一边演算，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用袖子擦了擦，继续往下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交卷的铃声响起时，我才发现手心全是汗，可心里却松了口气——我把能写的都写了，没有遗憾。
等成绩的日子，比复习时还难熬。我每天上班都心不在焉，整理档案时会突然走神，想起考试时的某道题；给居民办手续时，听见别人提“大学”两个字，都会忍不住多问两句。
终于到了查成绩的那天，我天不亮就往教育局跑，教育局设在一个中学校园附近，彼时，这里早就挤满了人，大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小声议论着分数，有人兴奋得手舞足蹈，有人则垂着头不说话。
我看见局机关工作人员手里拿着厚厚的成绩单，我的手都在抖，当我一步步挪到工作人员跟前，声音发颤：“老师，我叫张毅，麻烦您……帮我看看。”
这名工作人员翻了翻成绩单，抬头时脸上带着笑：“张毅是吧？达标了！好好准备体检！”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接过成绩单时，指尖都在抖，看着上面清清楚楚的分数，眼前好像已经展开了大学的蓝图——教室里整齐的课桌，同学们认真听讲的样子；图书馆里满架的书，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页上；还有不用再被“集体工”“残疾”标签困住的日子，一切都那么美好。
可体检，却像一盆冷水，狠狠浇灭了我所有的希望。走进体检室，刺鼻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让我心里一紧。房间里的医疗设备冷冰冰的，泛着金属的光。
给我体检的医生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表情严肃得像块冰。他让我卷起裤腿时，眉头一下子就皱了起来，像两座堆在一起的小山，眼神里还带着一丝藏不住的嫌弃。
他没说一句话，只是拿起红笔，在我的体检表上划了个大大的红圈，红得刺眼，像块烧红的烙铁。
之后的日子，我天天盼着录取通知，坐立不安，一会儿看看墙上的挂钟，一会儿又望向窗外，连饭都吃不下。可最后等来的，只有一张薄薄的“未被录取”通知。
我捏着那张纸，愣了半天，拼命骗自己：“是分数不够，肯定是分数不够……”不敢往腿上想——高考看的是脑子，不是腿，我这么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可心里却空落落的，像被掏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