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家看来，这是天大的“阶级跃迁”——从待业青年变成国营工厂职工，身份彻底不一样了，她仿佛一下子迈进了另一个圈子。
她的世界确实一下子大了。我们每次见面，她总跟我讲厂里的新鲜事：新同事有多热情，车间里的流水线有多先进，机器运转的“哒哒”声多有节奏，甚至食堂的饭菜比家里的还香。
她说话时眼里闪着光，那是我从没见过的兴奋。可渐渐地，我也察觉到了变化：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盼着见面，偶尔来一趟，也总说“厂里忙，要加班”；说话时会突然走神，眼神飘向远处，好像心里装着很多我不懂的事。
我握着她的手，能感觉到我们之间好像多了层看不见的膜，有些东西正在慢慢变远，像手中的沙子，无论我怎么用力攥着，都挡不住它从指缝里溜走。
真正的裂痕，是刘琴的母亲带来的。她知道我们恋爱后，天天在家找刘琴谈心，话里话外都是不满意。
那些话后来刘琴哭着跟我说的，她皱着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像两颗快要掉下来的珍珠：“我妈说，你家条件一般，你自己还是个集体工，最重要的是……你的腿。她怕我以后跟着你受委屈，还说我们俩根本不般配。”
我攥着她的手，手心的汗浸湿了她的指尖，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实就像一堵冰冷坚硬的墙，横在我们面前，无论我们之前有多亲近，都绕不开这道鸿沟。
有天上午，我正在文书室整理材料，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写着，窗外的阳光透过树叶，在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突然，走廊里传来尖锐的吵闹声，像指甲刮过玻璃，刺得人耳朵疼——是刘琴母亲的声音。
她没找我，直接冲进了主任办公室，“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大声嚷嚷：“你们居委会怎么不管管你们的人？我女儿可是国营厂的正式工，金贵着呢！难道要让她嫁给一个瘸子？真出了什么事，你们负责吗？！”
她一边喊，一边从布包里掏出一张纸，狠狠地拍在桌上。我隔着没关严的门看过去，心里像被泼了盆冷水，刺得我眼睛生疼。
她母亲在办公室里的每句话都清清楚楚传进我的耳朵，我浑身的血好像一下子都冻住了，手脚冰凉，手里的钢笔“啪”地掉在桌上，墨水溅在刚写好的材料上，晕开一团黑，像我心里越积越浓的阴霾。我呆坐在椅子上，那些刻薄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心上，把之前的温暖和期待都割得粉碎。
就在我觉得绝望，连头都抬不起来的时候，一只温暖的手轻轻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缓缓转过头，是居委会的老主任。他头发都白了，脸上却带着和蔼的笑，眼神里满是鼓励和信任：“孩子，别往心里去。你为居委会做的事，我们都看在眼里——帮老人写申请，替居民跑手续，连周末都来整理档案，你是个好孩子，别被别人的话打倒。”
话音刚落，平时跟我熟络的几位居民也围了过来。张大爷手里还拿着刚买的菜，急忙说：“就是啊，小张，别听她瞎说！上次我家水管坏了，还是你帮我找的修理工，这么好的孩子，哪里配不上谁？”李婶也跟着点头，拉着我的手说：“对，你可是我们居委会的骄傲！别因为这几句话就否定自己，咱们知道你的好！”
他们的声音像温暖的春风，一点点吹散了我心里的阴霾。我抬起头，看着他们一张张真诚的脸，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老主任轻轻拍了拍我的背，说：“走，咱们把奖状重新摆出来，让大家都看看，咱们居委会的先进，可不是白得的！”说着，他带着大家一起动手，用布将奖状擦得干干净净，重新摆在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奖状上，那红色的字迹格外耀眼。我望着奖状，又看了看身边的老主任和居民们，心里慢慢涌起一股力量。我知道，就算有别人的质疑和现实的裂痕，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我不会因为自己残疾而被刘琴的母亲而全盘否定。往后的日子，我还是会好好做文书工作，好好生活，用自己的方式，给这老街、给身边的人，添一份温暖与美好。(未完待续)